金庸秘密社會中的道德觀 | 大家

秘密社會是一個永遠呈現為動態平衡的混沌秩序。在這個舞台上,以各種幫派為代表的非國家行為體展現著不同動力的社會戲劇,其中最典型的衝突元素即所謂「正邪之分」,總是有兩個秉持不同道德意識形態的力量,試圖在一次決戰中壓倒對方——但通常不可能成功。

鑒於秘密社會一貫被認為獨立於國家法律秩序和政治控制體系之外(他們也經常以遠離官府自我標榜),其內部的這種爭鬥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清楚地表明了道德的社會功能。

一般情況下,人們是按照他人所期望的方式去做事的,閒話、批評、畏懼超自然力量等往往就能起到制止反社會行為的有效作用。

但江湖社會上的人物卻是傳統社會中脫序出來的遊離分子,他們常常無法無天,連鬼神都不怕,閒話批評更起不到什麼制裁作用,按王學泰的觀點,中國遊民的主要特徵之一就是缺乏儒家社會意識。然而「盜亦有道」,據金庸等人的記載,仁、義、禮、智、信等傳統道德仍是武林人物安身立命的根本,尤其「義」和「信」兩點乃是構成江湖社會人際關係交往的基點,也是秘密社會的共同體化解矛盾的基本機制。畢竟再亂的社會也需要規則。

這種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行幫道德對黑白兩道都起著一種「內在化控制」(internalized control)的作用,而當有人違背這種默認的約定時,共同體內還會出現一些人物來執行懲罰措施,以作為「外在控制」(external control)。

人無信不立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金庸小說中最守信用的人物往往卻是邪派人物。他們橫行江湖、無視法律,對仁義道德幾乎嗤之以鼻,但對「信用」卻有一種病態的堅持,因此這種道德執著也就容易被人用來作為對他們行為的控制手段。

毫無疑問,這些人中最著名的典型即《笑傲江湖》中的田伯光及《天龍八部》中的南海鱷神。在傳統的道德光譜上,兩人均是如假包換的邪派,田伯光還是最令人不齒的采花賊,而南海鱷神行為暴戾,動輒喜歡擰斷人脖子,對生父也缺乏基本的尊敬(「我爸爸沒做一件好事,簡直是狗屁王八蛋」),甚至對自己位列四大惡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聽到段譽說他是「惡得不能再惡的大惡人」竟然大喜過望),自稱「作事越惡越好。老子生平只有一條規矩,乃是不殺無力還手之人。此外是無所不為,無惡不作」。但這兩人卻惟獨不敢觸犯「說話不算數」這一條基本道德規則。

資料圖:電視劇中的田伯光

田伯光在衡陽酒樓上被令狐沖僥幸擊敗後,按承諾要叫儀琳「師父」,因此衡山群玉院一聽到曲非煙說:「田伯光,你在江湖上也算是一號人物,怎地說了話竟不算數?拜了師父不認帳?」立刻乖乖地受制於她。

如果說這件事上還有被挾制、愛面子的因素,那麼他後來不論桃谷六仙如何折磨,也堅定遵守諾言不泄露風清揚行藏(雖然他誤會了,桃谷六仙找的不是風清揚),就顯然出於信用了,無怪令狐沖要讚他「真乃天下信人」。

南海鱷神的守信似乎猶有過之:他輸給段譽後不但一直主動地當面承認段譽是「師父」(即使被老大殺也還是如此),而且還叫鐘靈為「小師娘」,決無抵賴反悔(第8章:「南海鱷神雖然惡事多為,卻有一椿好處,說過了的話向來作數」)。這兩人的所從事的職業說起來都令人不大舒服,但讀者這兩個「真小人」給一般讀者的印象通常卻並不壞,他們的守信也是很關鍵的一個因素。

南海鱷神

除了這兩人之外,另一個著名的「天下第一信人」謝煙客行事也頗帶幾分邪氣(謝本人也以守諾言自詡,所以當石清以不守信用擠兌他的時候,他極為惱火)。

甚至對歐陽鋒,黃蓉也採用相同的手段來擠住他:當歐陽鋒脅迫她的時候,她反過來以燒去《九陰真經》來要挾歐陽鋒同意放她走:「你是當代宗師,可不能食言。」 歐陽鋒雖然臉色鐵青,但卻堅守諾言放他生路。

資料圖:電視劇中的歐陽鋒

《鹿鼎記》中神龍教的胖瘦二頭陀「行事邪妄」,但卻也「言出必踐」,以至於少林寺方丈澄心也承認「胖尊者言出有信,這是眾所周知的」(第18回)。用金庸的話說,「武林中人最講究‘信義’二字。有些旁門左道的人物,盡管無惡不作,但一言既出,卻也是決無反悔,倘若食言而肥,在江湖上頗為人所不齒。連田伯光這等采花大盜,也得信守諾言」(《笑傲江湖》第35回)。

《俠客行》里賞善罰惡二使者原是對江湖上惡行執行外在制裁的力量,但也頗有些邪僻,而他們之所以和石破天結拜也全是出於守信:「胖瘦二人本來只道石破天服了毒藥後立時斃命,是以隨口答允和他結拜,萬沒想到居然毒他不死。這二人素來十分自負,言出必踐,自從武功大成之後,更從未說過一句不算數的話,雖然十分不願和這傻小子結拜,卻更不願食言而肥。」(《俠客行》第11回)

自居正派的人物愛惜羽毛,對此當然更為看重。《倚天屠龍記》中張無忌因為向趙敏許下諾言答應他三個要求,以至長期為之所困擾(謝煙客也是同樣的情形,諾言變成了精神負擔),因為趙敏常要求他做一些相當難堪的事,但他卻不得不遵守信用,這種心理上的內在制裁對人物行為控制的力量之大於此可見。

《笑傲江湖》中恒山派見青城派追殺嶽靈珊,雖則有些不忍,但事先儀和說過不幫嶽,就不能幫(第35回)。《倚天屠龍記》中少林派老僧甚至要求成昆「武林中信義為先,言出如箭,縱對大奸大惡,少林弟子也不能失信於人。」(第36回)

這樣,在這個缺乏安全感和法律約束的社會里,信義成了一項有力的制止反社會行為的道德力量,它產生了一種對契約的有效約束力,有時甚至是一些反面人物唯一的美德。象韋小寶這樣初入江湖的小流氓,也知道動不動把「一言既出,死馬難追」掛在嘴邊,證明這種道德觀在民間社會通過廣泛的傳播,在社會底層形成了更牢固和持久的存在。

不受歡迎的道德執法

雖然武林中人大抵仍能秉持某些基本道德價值觀作為立身之本,但僅僅寄希望於他們自己堅守理想來控制或減少自己的反社會行為,那也是不現實的。

何況像田伯光等人即使有守信這一點,但他其他的劣跡還是令人髮指,使許多白道中人自發地站出來執行道德警察的任務,如六大派圍攻光明頂、五嶽劍派在思過崖困死魔教十長老等都是著名案例。

這也是武林中許多正邪衝突的根本原因之一,因為既然這些人不受法律、宗教、政治的約束,而他們的道德自我控制又靠不住,那麼最終就不免有人想通過暴力來執法。

然而這種正派人物的道德執法(即強迫他人遵守道德準則,或索性從肉體上消滅他們),在武俠小說中卻常常是令人討厭的一件臟活。

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許多人似乎並不那麼為江湖道德前景而感到憂慮,尤其不喜歡道德說教,而這種意識形態偏見卻是鼓動人去動用武力執法的重要一環。《笑傲江湖》第33回明白指出:「這些江湖上好漢最怕的是長篇大論的爭執,適才桃谷六仙跟左冷禪瞎纏,只因說得有趣,倒不氣悶,但若個個似嶽不群那麼滿口仁義道德,說到太陽落山,還是沒了沒完,那可悶死人了。」

其次則是許多人根本懷疑這種正邪鬥爭的合法性和道德正當性,《笑傲江湖》中少林方丈方證便認為「日月教和我正教各派連年相鬥,其實也不是有甚麼非拚個你死我活的原因,只是雙方首領都想獨霸武林,意欲誅滅對方」,這種觀點完全將一場善惡二元鬥爭視為一種並無對錯的權力鬥爭而已,甚至方證相比起來似乎倒更為提防左冷禪這樣打著撲滅魔教幌子、意圖一統江湖的野心家。

而不幸的是,有時這種旗號的確是被利用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左冷禪搜集左道旁門的高手入嵩山派,頗受人非議(《笑傲江湖》25回),而他卻又以與魔教交往而鎮壓劉正風、並反對黑道之人並入恒山派。實際上,黑道者並入恒山和他自己的所做是一樣的,可見他知道此事在道德上不見容於白道。

在書中,讀者卻很容易接受金庸的敘事暗示,反對左冷禪所做而讚成恒山派同樣的行為(似乎投入恒山派的邪派人物是「好」的邪派人物),我們興許可以由此說金庸是雙重標準,但更可能的,他大概是想表明道德評判的危險性。

在《俠客行》中的張三李四是絕對道德價值的代表,他們完全按照自己的價值體系便進行「賞善罰惡」,對一個幫派上下生殺予奪。這兩個人物乍看並未引起許多人反感,但顯然,他們更多被視為是死亡的使者,而不是正義的化身。張三李四的行事頗帶幾分邪氣,只見罰惡,賞善卻不大見到(唯一的賞善似乎就是請到俠客島,而連這一點也被「誤解」為是大災難)。這兩人做事殺氣太強,絕對價值觀的人,大概都有點這樣,所謂「欲為天使者,必先為魔鬼」。

資料圖:張三李四

在金庸小說中,邪派人物常常顯得更有個性,有著自由的自我表達能力和意志。他們不像是農村剩餘勞力力無法就業才去謀生的匪徒,倒像是一個打破一些可憎約束的自由人。

他們的形象事實上被嚴重浪漫化了,像楊逍和黃藥師都被視為邪派,但他們說起來卻也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劣跡;《碧血劍》中金蛇郎君夏雪宜雖然行事毒辣,但金庸已埋下伏筆,將被他報復的溫家寫得十分罪惡,使其復仇行為具備了合法性。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他們往往倒更容易被視為是傳奇英雄而非邪惡人性的象徵——在現代人看來,邪惡人性的象徵更可能是偽君子(如嶽不群和何太沖等)或道德警察(如滅絕師太等)這類人,而他們眾所周知一般都出自於白道。

超越善惡

對道德實施外在控制不受歡迎的另一個因素是:許多武林中的領袖人物對此採取超然的態度。道德警察的執法是一個臟活(dirty work),六大派圍攻光明頂時,武林中的一流人物如張三豐和少林方丈都並未參加;而地位較高的滅絕師太則因其強烈的攻擊性而成為一個有爭議的人物。

資料圖:電影《倚天屠龍記》中被六大派圍攻的明教

在金庸小說中時常有這樣的流露:盡管正邪不兩立,但真正的高人應當採取一種沒有偏見的立場,拋棄意識形態偏見,不同陣營的人同樣可以成為朋友,正派中人尤其應承認邪派中同樣有值得尊敬之人。

這種衝突最戲劇性的情景發生在正邪兩派通婚之際,按照族群理論,通婚意願是兩個族群之間關係總體水平的重要指針。

在傳統社會中,不同信仰、不同社會地位之間的人是沒有通婚權,或被法律所禁止的;武林中顯然不存在這樣的法律或宗教約束,但同樣面臨這樣的威脅,即與盟外人通婚可能喪失其在同盟中的各項權利。因此一個愛情問題經常演變為複雜的道德政治問題,也難怪《笑傲江湖》盈盈一直擔心兩人因「正邪不同」而不諧——所幸令狐沖是孤兒,當時又已脫離華山派門牆,她至少不需要擔心其婚約遭到令狐沖尊長的反對。而《倚天屠龍記》中張翠山因娶殷素素而擔心師父張三豐為之不快,竟擔心了十年之久:

張翠山長跪不起,道:「可是弟子的媳婦來歷不正。她……她是天鷹教殷教主的女兒。」張三豐仍是捋須一笑,說道:「……天鷹教又怎樣了?翠山,為人第一不可胸襟太窄,千萬別自居名門正派,把旁人都瞧得小了。這正邪兩字,原本難分,正派弟子若是心術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張翠山大喜,想不到自己擔了十年的心事,師父只輕輕兩句話便揭了過去,當下滿臉笑容,站起身來。張三豐又道:「你那嶽父教主我跟他神交已久,很佩服他武功了得,是個慷慨磊落的奇男子,他雖性子偏激,行事乖僻些,可不是卑鄙小人,咱們很可交交這個朋友。」宋遠橋等均想:「師父對五弟果然厚愛,愛屋及烏。連他嶽父這等大魔頭,居然也肯下交。」(《倚天屠龍記》第10回)

這一段中張三豐所言清楚地表明:一、他認為從道德上說,殷天正並不是「卑鄙小人」,因此只涉及政治立場,無關道德問題;二、他比徒弟們在善惡問題上看得更超脫。

在金庸及其他武俠小說中,類似張三豐的觀點也得到不厭其煩的重復;而表明和張三豐一樣立場的人,也必定是非常超脫和高尚的前輩——在《笑傲江湖》中,定閒、定逸、方證、沖虛、風清揚等人都持類似的觀點(除了沖虛一度認為盈盈是「魔教妖女」);而在《射雕英雄傳》中一度堅持將黃蓉視為「小妖女」的江南七怪首領柯鎮惡,最後不得不承認自己是瞎了眼。

金庸大概深知人性中對打破道德規則的那種無拘無束、無法無天的向往,但他又意識到這是很危險的,因此,他筆下的世外高人雖然特立獨行卻往往不與道德發生根本衝突,而那些犯了惡行的反面人物,同樣特立獨行,則往往被強行消滅。而享有最高權威的那些人,或許更能代表金庸本人的意志:擁有寬容的心、同時由於其社會地位和武功又不會受到限制。這中間的衝突則都被消弭了。

然而張三豐等人能超越這種善惡,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也在於他們事實上處於武林諸神殿頂端,擁有無可置疑的權力。作為武林中白道的第一高手,他無須擔心有人指責他這樣的立場是對黑社會的示弱。這種看似超脫的姿態,事實上從側面反映了權力的真髓:既系最高之名位,就不能有任何條件的限制與約束,因此適用於普通人的善惡標準對他是不起作用的;就像法可以限制官吏和平民,卻無法限制皇帝。

電影《倚天屠龍記》中,洪金寶飾演張三豐

超越或背離日常的道德規範,常常也是一種權力。中國傳統的內聖外王尤其沒有幽暗意識(即「總統是靠不住的」那種念頭),認為內聖致外王能夠自律,約束太多,反而限制其發揮。因此張翠山擔心了十年的疙瘩,在張三豐的幾句話面前,顯得竟像是漫長的庸人自擾。不過張三豐的話也並未考慮邪派人物的自尊心,殷天正如果真正特立獨行,難道會對他這番紆尊降貴的姿態領情嗎?

偽君子與真小人

江湖社會中道德觀的困境在於:外在行為不端的人物(邪派或黑道)卻不一定是內在道德有問題的人物。理論上說,在江湖這個無法無天、不依靠法律來運作的世界里,構成社會緊張衝突根源的,主要是邪派人物。

他們和《西遊記》里的妖魔鬼怪一樣,受自身的欲望驅使,精力旺盛,無所顧忌,渴望無拘無束地享樂。他們的反社會傾向為正統的社會規範(一種以傳統儒家思想為基礎的行幫道德)所不容。在這方面,金庸明顯地擁護嚴肅的道德;但同時他又給許多邪派人物以無限的同情,經常暗示讀者要跨越價值觀的偏見。

《倚天屠龍記》中的滅絕師太,如她的法號所明確透露的,是一個毫不妥協的人。在圍攻魔教的戰役中,她作為善良懦弱的張無忌的對立面,表現出強烈的道德優越感,對自己認定的妖魔予以最殘忍的打擊。

滅絕師太

但在金庸筆下,象滅絕師太這樣懷有價值觀偏見的人大多被描寫得令人恐懼和厭惡——如把小龍女視為蛇蠍的全真教道士。這些人將對手妖魔化,並要求他們為江湖道德滑坡和治安惡化負責——不過最後讀者總是發現他們的對手更可愛。尤其有寓言色彩的是,在《射雕英雄傳》中,一向把黃蓉看作小妖女而強烈反對她和郭靖的自由戀愛的柯鎮惡是個瞎子,作為對他的羞辱,最後他竟被這個小妖女所挽救。

《笑傲江湖》里,嶽不群曾說:「我輩學武之人,最講究的是正邪是非之辯。」(32回)然而這句話最終被證實是莫大的諷刺:作者讓嶽不群最猙獰的面目暴露出來,嚇了所有人一跳。

金庸再三證明:道德判斷是一件危險的事,人的價值應與道德好惡無關。而且,邪派人物常常情感更複雜,甚至更有趣,《碧血劍》里的夏雪宜和平板的袁承志比起來,更像男主角,他綁架溫儀的結果,竟使她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幾乎在所有故事里,偽君子比真小人更讓人厭煩。

作為一種逆反心理的體現,邪派人物表現出對規範的極大厭惡,甚至自豪地自我標榜為「真小人」。例如《笑傲江湖》中賈布坦率地公然聲稱要除掉令狐沖,他對此絲毫未感到不安:「在下是真小人。」田伯光更自稱是「言行如一的真小人」(第9回)。而令狐沖本人也顯然談不上是「正人君子」:他自己還曾說過,就算對手是正人君子,他不得已也會使用「卑鄙無恥的手段」——這段自白深得風清揚讚許:「好,好!你說這話,便不是假冒為善的偽君子。」

在《倚天屠龍記》中,武當派的俞蓮舟原本對殷素素頗有偏見,但改變他這一印象的是她毫不掩飾的真小人本色:「她坦誠率真,比之名門正派中某些迂腐自大之士,反而更具真性情。」(第9回)

在《天龍八部》第36回,天山童姥自稱「向來不做利人不利己之事」,明擺著說自己教虛竹武功只是「為了我自己的好處,只因我要假你之手,抵禦強敵。你若不學會這六路‘天山折梅手’,非葬身於西夏國不可,小和尚命喪西夏,毫不打緊,你奶奶可陪著你活不成了」。虛竹本來對她頗有惡感,此時卻覺得「這人用心雖然不好,但什麼都說了出來,倒是光明磊落的‘真小人’。」

和所有通俗文本一樣,武俠小說決不挑戰消費者的價值觀,因為那在商業上將遭遇慘敗。金庸之所以再三作出這樣的比較,並強調即使是田伯光這樣令人不齒的罪犯,也不比嶽不群這樣的偽君子更讓人厭惡,這顯然是因為他理解:普通人群將「真」視為所有價值觀的根本問題之一,與之相比,君子還是小人的道德判斷反而顯得不是那麼重要了。這一觀點在以下這段話中表露得更為明顯:

鳩摩智偷襲保定帝於先,擒拿自身於後,出手殊不光明,躲避追蹤時詭計百出,對九名部屬的生死安危全無絲毫顧念,這其間險刻戾狠之意已然表露無遺,段譽如何再信得過他?心中早就覺得,南海鱷神等「四大惡人」擺明了是惡人,反而遠較這偽裝「聖僧」的吐番和尚品格高得多了。(《天龍八部》第11回)

「擺明了是惡人」,比偽裝的正派更易讓人接受,這就是上述判斷的根本邏輯。《飛狐外傳》中的邪派使毒高手石萬嗔就認為,使毒者不必「假惺惺地硬充好人」,他「寧可做真小人」,也不願像師兄那樣「假裝偽君子」。這一邏輯除了作為邪派人物自尊心的表現外,它也迎合了一種普遍的心理:在現實中,我們常常難以忍受「有缺點的好人」,而易於接受「有優點的壞人」。

然而,在很多時候,這種心理卻也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天龍八部》里鳩摩智主要是反面形象,讀者對聖僧外表下的人品毫無尊重,但其實他為惡的事件從來沒造成大的傷害,相反倒是促成了段譽的神功和姻緣。

嶽不群被刻畫為一個非常陰險可怕的猙獰人物,但除了暗殺恒山派兩位師太以外,他也沒有什麼大的劣跡(左冷禪之瞎眼可說是咎由自取,若不是結局如此悲慘,他也決不會得到讀者的同情)。少林、武當掌門雖然知道嶽不群早有圖謀,但對他得到五嶽派掌門的反應仍是「大為放心」。

《倚天屠龍記》中周芷若和趙敏,多數人都喜歡後者,但周造成的危害極小,而趙敏在綠柳莊下毒、攻擊武當山、囚禁各派高手於萬安寺,其中只要有一次得手,都是極大的禍害。難怪明教首腦始終不讚成張無忌與趙敏的婚姻。

電影《倚天屠龍記》中,張敏飾演趙敏

所謂「虛偽是惡對善的致敬」(拉羅什富科語),它至少承認了某一原則的存在,這樣我們就可以指責不按原則辦事的人;但如果原則被推翻了,我們就什麼都沒有了,成了虛無主義。

盧卡奇也曾說過,現代文明確實難免包含虛偽成份,因為實際生活中真正達到理想的不多,然而,「虛偽是黏合文明的水泥」——道德的規範標準是社會最高的自我期許,而不是反映複雜的現狀。

康德也曾說過,一個社會存有某些道德的假象,總比連假象都沒有好,因為虛偽的存在,說明強者對弱者至少還有所顧忌:「這種德行的假象,也許最後會真的一步步喚醒德行」,所以虛偽其實「不是欺騙,而是我們自身中的無害的幻覺。」一個虛偽的社會往往不至於太壞,什麼時候連虛偽都消失了,才是真正可怕的時候。對「偽君子」的排斥和對「真小人」的推崇,折射出的是一種對標榜道德的反感,在這一逆反的基礎上,「無賴將自私變成了一種存在主義者的美德。無賴的信條是:倘若堅定的信仰是基於不真實的理性之上,那麼最好還是根本就不要有信仰。自私最起碼也是一種誠實。而且,它也更有意思。」(《六十年代與現代美國的終結》)

在現實中,人人都是有缺陷的,一個以正面出現的角色即使從某些角度來看沒有錯誤,那也並不代表他就吸引人——因為「十分正面」往往意味著此人很枯燥、固執、難以親近。

我們的潛意識使我們往往更易於信賴一個坦率的人(正如趙敏和明教諸人初次見面時坦率地說自己是女子,立刻博得他們的好感,幾乎就此不明不白全死在她手里),而一個看上去內省、「不大透明」的人則給人的印象不那麼安全。一個「偽君子」遭受非議的原因,往往並非他實際造成了多大破壞,而在於我們「不知道他還偷偷幹過什麼」,或「還將陰謀幹什麼」。相比起來,似乎一個公然作惡的人反倒更容易取得我們諒解了。

最後,「真小人」從不忌諱表露自己無限的生的欲望(趙敏在大海上就公然表示自己愛張無忌),這種坦率有時盡管令人厭惡(例如向問天說要吃人肉),多數時候卻討人喜歡,甚至顯示出一種天真的喜劇效果。

除了一些過激的犯罪行為之外,邪派的怪物們通常反倒顯得更富有人性,他們無視管束、權威和死亡本身。正統的價值觀,如果構成對他們行為的巨大障礙,那麼他們也毫無顧忌地予以蔑視,對無限自由的期望使他們將正道的戒條視為禁欲和拘役。在潛意識里,人們是暗暗羨慕他們的這種自在的,而做一個「正派君子」則意味著要壓抑自己的至少一部分欲望。

在《西遊記》里,豬八戒和諸多妖怪一樣,被自己的欲望所主宰,渴望一種縱欲生活,他們即使不是被貶低,也是被嘲笑的;如今他們的同類得到人們的同情和認可,這些人間的妖魔看來更有個性、更有趣,他們身上或許沒有神性,甚至還帶一些獸性,但至少並不隱瞞自己人性的弱點。

在現代或後現代社會,各種價值觀都可能遭到懷疑,他們的絕對性已經降為相對性。沒有任何神聖,也反感任何敢以神聖自居的人。在這種情形下,勸人做一個好孩子,是沒有吸引力的,因為人們想做的就是一個壞孩子,那樣或許更酷。

用Daniel Bell的話說,人們相應地把對「品格」(character)的重視轉移到了「個性」(personality)上面。從這一點來說,金庸所寫的與其說是一個傳統的江湖社會,倒不如說是現代社會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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