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下鄉 建企業還是建村莊?

進入村莊,柏油馬路如同城市公園裡的遊道,隨處可見「某某農業公司」的標識、售賣棚、遊覽車。公司雇用了200位村民員工,按「基本薪水+績效提成」發放薪酬,部分村幹部在企業兼職做事。

這是村莊,還是企業?兩者的界限變得有些模糊。半月談記者了解到,這類大型項目大有「兼並」村莊的態勢。一些項目更是「村企合一」,直接表現形式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企業董事長同時擔任村支部書記,並成立村企聯合黨總支部。村企之間人員可以雙向流動,比如企業的本地員工到村裡當組長,或者組長到企業當項目經理。

企業進入村莊後,成為市場決策主體,項目的運作頗為商業化。一個農業綜合體的投資商向半月談記者講述他的運作模式:第一步,將農村土地、生態等資源資產化;第二步,把農產品資源變成產品賣出去;第三步,資產資本化、資本證券化,當項目形成可持續盈利的商業模式後謀求上市。

資本「擠出」小農?

計劃總投資30多億元,占地3萬多畝,涵蓋12個行政村——湘江邊上,一個由外來資本投資的國際農業產業示範園區,投資額堪比一些大型基建和工業項目。除了農產品種植加工、農業觀光等與農業直接相關的內容,項目還包括水上樂園、五星級生態酒店、養生養老區等板塊。

面對這樣的「宏偉」藍圖,一些要征地拆遷的農民卻有著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企業的設想是,項目建好後,吸引大批遊客前來消費,提供大量就業崗位,帶動地方經濟快速發展。而村民們的想法很樸素:土地就是「命根子」,失去土地後長久生計怎麼辦?

據了解,這個項目採取的是「一錘子買賣」方式,其中包括流轉農民土地6000畝,租期達30年;征用農民宅基地和耕地,予以一次性補償,宅基地被征用的村民搬到集中居住區重新安家。

40多歲的村民老劉原本種了8畝果樹,每年收入有8萬至10萬元,如今這些林地以及家裡的房子全部進入了征收範圍。他對記者說,村民們不反對「搞開發」,但企業的承諾就像是「空頭支票」,他們心裡沒底。而且很多村民到了50多歲的年紀,企業不會招聘他們做工。

「農業項目要讓老百姓參與其中,才能有尊嚴感、幸福感。」一位村支部書記說,以前城市發展和老百姓沒什麼關係,房子被拆,變成無業遊民。現在有的企業到農村搞開發,把當地農民排斥出去,造成了農村內部的二元割裂。

此外,大資本與小農戶之間往往經過多層「代理」,難以建立起足夠的理解和信任。一種常見的情形是:企業投資協議與縣市級政府簽訂,征地拆遷等工作由鄉鎮政府承擔,村幹部是政府和企業意志的執行者和「傳聲筒」,而村民缺乏話語權。

一旦關係處理不好,或者利益分配不均,村民很容易產生不合作甚至對抗心理。某大型生態農業項目在土地流轉時,有的村民寧願拋荒棄種,也不將田地租給企業,個別村民提出每畝租金1萬甚至10萬元的「天價」。最後的結果是,很多事情都「搞不了」。

「重組」還需共贏

近年來,社會資本投資農村的勢頭很猛。由於擁有傳統鄉村所不具備的大量資源、資金,「企業家治村」會讓鄉村發展顯著提速。業內人士認為,資本下鄉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推動力量,關鍵在於企業和鄉村要能真正產生協同效應,通過「重組」做到共同發展。

一是經濟上的互利共贏。首先,企業下鄉後要有好的「業績」。湖南省衡陽市珠暉區農林局局長奉滿元認為,大型農業項目前期投入大,回報周期長,如果沒有做好規劃,沒有找到好的盈利點,很可能成為「半拉子」工程,這對鄉村發展會產生負面影響。

其次,相比於「一錘子買賣」,股份合作是做到共贏的較好方式。在郴州市嘉禾縣一個大型農業園,村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土地股份合作社,合作社再以土地入股農業項目,收益的80%歸村民,20%歸村集體。村民成了農業項目的「股東」,和企業的利益聯結更為緊密。

一名縣級農村經濟管理局負責人認為,過去農民講「落袋為安」,願意要一次性補償,現在思想觀念發生了變化,眼光更加長遠。尤其是大型農業項目投資周期長,企業和農戶還是應該進行長期的股份合作,不斷把「蛋糕」做大。

二是促進基層社會治理。企業下鄉,並不是要替代「傳統勢力」。在衡陽市珠暉區力豐現代農業公司董事長吳力看來,農業項目是沒有圍牆的,企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相互交融。村級組織是聯繫兩者的紐帶,作用應該得到強化。

這家企業的具體做法是,企業將公廁、停車場等企業投資建設的資產產權移交給村級組織,做大「集體資產包」。同時,企業向村級組織購買環境清掃等公共服務,包括用工都委托村級組織來安排,而企業專心從事自己擅長的事情。

郴州小埠投資開發集團董事長鄧輔唐認為,現代企業治理應當和村級自治相結合,幫助鄉村完善契約精神、法治觀念、議事規則。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和村民逐漸由互相博弈變為利益共同體。(半月談記者 白田田 周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