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出正義的筆

張欣的筆,能畫出正義最準確的模樣。

9月,他協助北京市公安局,偵破了一起作案時間長達9年的系列入室盜竊案,用一段模糊不清的視頻影像,還原了犯罪嫌疑人臉部特徵。10月6日,他協助新疆阿勒泰市公安局人工對比照片,抓獲了一名潛逃19年的殺人嫌疑犯。

同行叫他「警界畫像第一人」,從警30多年,他先後參與偵破全國刑事案件1.1萬餘起,製作人像1.3萬餘張。憑著他畫的像,800多起刑事案件被偵破,其中包括趙志紅案、太原運鈔車武裝搶劫案等。他從1999年起就被公安部聘為刑偵專家,被稱為「警壇神筆」「犯罪克星」。

去世前幾天,海口市公安局一名民警對一起案件的人像對比結果有疑惑,向張欣請教。他在電話裡幫忙分析原因,提醒對方臉部識別需要注意的幾個特徵點,說了足足一個小時。

同時,他還忙著把老視頻截圖復印件裡的人臉清晰化,「俯轉正、側轉正」,忙著復原一個年齡很小的受害者顱骨頭像,感慨「娃娃太可憐了」。剛過去的國慶節假期,讓他覺得「比平時都累」。

還有幾個地方的公安局邀請他幫忙。他身體已經不舒服了,卻還是想著要去。雖然錄影頭搭建起了天羅地網,但那些田間地頭、沙漠深山,錄影頭不能覆蓋的地方,或者遇見痕跡物證不全的疑難雜案,就會需要他去。

直到出發前,他因疾病與勞累而倒下,再也沒起來。

在國內目前應用的諸多刑偵手段中,刑事模擬畫像一直算是個小眾的技術。張欣是這個領域的第一代專家。30多年裡,他一直想把這項小眾技術發展成常規刑偵手段。

他也去給白銀案畫過像,那回他「看完三麻袋案卷,心都涼了」,幾乎沒有目擊者,很難得到嫌疑人的身高、年齡等信息。目擊者見到張欣時,已經是案發一年之後,記憶已經模糊了。最終他畫的3張畫像,與作案人高承勇並不很像,這3張畫像當初也沒有作為比對的憑證向社會公布。

這是張欣少有的「失手」。他曾經幫助破獲了太原運鈔車武裝搶劫案。那次他畫完畫像後,兇手就在他身後不遠處給他倒水,被同事一眼認了出來。

從2008年奧運會之後,監控的普及,使得模擬畫像的應用少了很多。但張欣很快發現,監控不是萬能的,圖像質量會因拍攝的光線、距離、角度受到影響。就連罪犯的警惕性和反偵察能力也提高了,蒙面,戴帽子,戴墨鏡,各式各樣的偽裝出現在鏡頭裡。

開始有人來找張欣,請他修復監控視頻裡的人像。張欣很高興,發現「在新技術上,自己原本的技術還是有用的」。

前些年他得過膽結石,有一回正疼著,恰好有個遠道而來的民警約了他畫像。張欣覺得人家這麼遠過來,不能讓人家等著,忍著痛到單位去了。畫完以後,他的兒子張惟真開車接他,張欣半道在車裡就開始吐膽汁。

他喜歡「追尋到真相的感覺」,這些年陸陸續續收了28個學生,還有很多沒有師徒名分、僅僅向他請教過的後輩。他們在畫像時遇到難題,會把材料發到他郵箱裡,他幫助學生去做。用濟南鐵路公安局刑偵專家蘇劍君的話說,「一般老師是不這樣做的」。張欣坐在電腦前反復看這些視頻資料,家人朋友都擔心這對他的心血管不好,卻也攔不住他。

張欣畫了一輩子,手裡的筆從炭筆變成了電子筆,張惟真形容,支撐著父親堅持下來的是正義感。「做了警察,一定要把罪犯繩之以法」。

張惟真同樣也是警察。有了高科技,破案率高了,張惟真總勸父親歇一歇。但高科技也有缺位的時候,2015年上海發生一起槍擊案,張惟真所在的分局請張欣去畫像。張欣順口問了兒子一句「不是有監控嗎」,張惟真回答,「老爸,不行,停電了」。

父子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合作,是在2016年大年初二,一個老小區發生一起入戶強姦案。小區裡監控都是壞的,張欣再次被邀請去畫像。

受害人是個租戶,過年沒回家,被一個流竄犯盯上了。作案人確定她是獨居的,翻窗進去,用屋裡的菜刀脅迫了她。張惟真帶著受害人去了張欣的辦公室,那間屋子他曾經踏入過很多次,卻是頭一次以同事的身份踏入。他發現,父親一進入工作狀態 「神色都變了,進入一種忘我的狀態」。

受害人驚魂未定,張欣慢慢安撫她,等她心情平復下來再畫。等到畫完,張惟真發現,受害人都不敢看畫像了,眼睛裡有恐懼,他覺得這畫可能畫「對了,就是這張臉」。嫌疑人很快就被抓住了,跟畫像有九成相似。這次合作如今成為張惟真珍貴的回憶。

在他童年的印象中,父親總是非常忙,全國各地奔波,一年只有幾個月在家裡,平時幾乎看不到他,往往回來休息一天,第二天坐著車又去了另一個地方。就連帶著他去公園玩,一個電話就會把人叫走。

張惟真現在也從事刑偵技術工作,開始體會到這種晝夜顛倒連軸轉的生活,他感慨,「父親這麼多年真的是不容易,我才沒做幾年,他能30年這樣堅持下來」。

張欣第一次用模擬畫像破案,是在1986年。那時他在上海鐵路公安處辦公室當秘書,上海老北站行李房的一台彩電被冒領了,在那個年代這是一起大案。張欣到案發現場了解案情,聽目擊者敘述作案人的面貌特徵。

他原本該用文字把目擊者的敘述記下來,但這個年輕人打小就喜歡畫畫,16歲去北京當兵的時候,曾經師從李可染的徒弟李寶林學習國畫。於是筆落在紙上,不是字,是畫。

旁邊的人一看畫像就說,「這不是剛被開除的搬運工徐小林嗎」。案子就這麼破了,張欣也不再當秘書了,去刑警隊技術組,做起了他的特長畫畫,自此就是一生。

但他不是一直都畫得像後來那般好,剛闖出些名氣之後,全國公安系統有許多單位慕名而來,他的工作量一下就大了,案件的種類也多了。由於現場條件、目擊者的陳述不清等種種原因,他的模擬畫像破案率顯得並不高,漸漸開始有人說張欣「模擬畫像不行」。

他開始繼續學美術,用業餘時間去讀書,修大專和本科的課程。為了提高寫生能力,他利用每天乘車上下班的時間,畫身邊路過者的面貌特徵,一年下來畫了1萬多張頭像。他到各地區觀察各類人的體貌特徵,人像素描畫了一張又一張。

他慢慢總結出了經驗,每個地方的人,五官特點都是不一樣的,口音、食物結構、生活習慣,都對人的臉型有影響。

「說話口音、食物咀嚼的時候肌肉用力傾向都是一樣的。像山東人腮部地方咀嚼肌特別發達,就因為他吃煎餅,吃一些硬的東西,就會用力,長時間之後成了這種樣子,也會有遺傳。」蘇劍君解釋,他和張欣年齡相仿,都當過兵,都是鐵路公安,都是搞刑事偵查和刑事技術,也都是自學的模擬畫像。兩人有一個共同想法,都曾想把模擬畫像技術從一個邊緣的學科,發展成常規技術。

在刑事畫像領域,有一個說法叫「南張北蘇」,「南張」是張欣,「北蘇」是蘇劍君。1996年,一起發生在火車上的麻醉搶劫案,頭一回讓「南張北蘇」湊到了一塊。

那也是個系列案件,兩名作案人已經陸續作案61起,一直在火車上流動,沒有固定的線路,作案的時間和地點都顯得很隨機。作案人先往飲料裡注射麻醉藥,再用蠟把針孔封上,專門買軟臥的票,上車後跟同車廂的受害人攀談,聊到彼此沒什麼防備了,就把飲料拿出來請人喝。等人家麻醉了,作案人把人現金拿走。最多的一次,受害人丟失了 155萬元。

為了這起案件,很多當時有名的畫像專家都來了,有地方民警,有大學裡的教授,還有張欣和蘇劍君。作案人抓到之後,張欣和蘇劍君就此結識。後來,他們的名氣越來越大,被公安部調去畫像的次數也越來越多,就連主管也開玩笑地問,為什麼「畫像的都出在鐵路上」。

「那時候,全國做刑事模擬畫像的人很少。」據蘇劍君推測,「鐵路上發生的案件,一般都會有目擊者,痕跡物證比較少,也不像現在有這麼多監控,更需要用到畫像技術。」

而在全國公安科技先進個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武伯欣看來,一般與被害人「無特定因素聯繫」的案子更需要用到畫像技術,普通案件比較容易排查動機,或是有更多痕跡物證甚至微量物證。在DNA、足跡、指紋這些東西都沒有的情況下,如果能找到目擊者來敘述,畫像就需要派上用場了。

1996年,北京大北窯一帶發生系列強姦殺人焚屍案。當時,那一帶還算是城郊,夜裡12點左右很有些荒涼,連著發生了五六起案件,最後並案了。

那是武伯欣和張欣第一次碰面,在那之前,兩人已經有過協同辦案,一個做刑事模擬畫像,一個使用心理測試技術從嫌疑人中進一步確作案者。時常是武伯欣到的時候,張欣畫完像剛走。武伯欣從1993年開始接觸到張欣畫的畫像,對張欣的大概印象是「形象思維特別好,觀察人比較細」。

「能坐得住,內向的脾氣,還有點外向特徵,因為他要跟人攀談交流,這是他的工作需要。」武伯欣說。

大北窯的案件,現場的證據都因焚屍被破壞了,只有一個受害者因為反抗比較激烈,幸運地活下來了,而且看見了作案人的長相。這就有畫像的條件了,張欣開始畫像。武伯欣也開始從犯罪心理的角度分析案件,推測可能是什麼樣的人會選擇在這裡作案,性格和行為方式是什麼,大概什麼年齡。武伯欣的判斷是,作案人40歲以上或25歲往下,中間的可能性小。

兩人一起連著看了幾個現場,張欣的畫像一出來,當地公安局拿著畫像排查出來幾個嫌疑人,武伯欣用心理測試技術從裡面找出了一個25歲的小夥子。公安機關在這人的住家做了一些物證收集工作,很快,嫌疑人交代了。

「如果沒有畫像,這人圈不進來。這個案子沒有痕跡物證,比如DNA指紋足跡等,定不了人。畫像如果不把他劃進來,心理測試技術在那等著也是白等。」武伯欣說。

那起案件,張欣畫完像就跟武伯欣道了別,坐火車趕去下一個案發地了,「案子都是排著的」。

模擬畫像之外,張欣也研究犯罪現場,他曾做過痕跡檢驗,負責現場照相。他去一起殺人案件的現場察看,當時,技術人員沒有發現任何有價值的線索,警方初步判斷犯罪分子是有備而來,戴著手套,去除了腳印,屋子裡沒有指紋沒有痕跡。

張欣在屋子裡轉悠,發現冰箱裡面的食物少了,作案人在現場吃過東西,他推測,作案人在現場停留的時間很長,心理也是緊張的。心裡緊張的生理變化是什麼?出汗。出汗有可能要喝水,生理上可能要排泄。

張欣模擬著這個作案者的思維軌跡,推測對方在現場可能是個什麼狀態,會做些什麼。他判斷,這個人很有可能在現場上過廁所,也很有可能會摘下手套。最後,張欣真的在抽水馬桶的蓋板下面,發現了兩枚指紋,最終把嫌疑人給抓到了。

新技術出現,總會給他新的壓力。為了畫像準確,他學過骨骼學、解剖學,人的臉部特徵,他基本都熟悉。人臉智能識別系統出現之後,張欣覺得自己必須了解這個系統的工作原理。他開始研究人的臉部圖像想要被計算機識別,需要有多少關鍵點吻合。在畫像時,他專門把這些關鍵點盡量著重描繪出來,讓計算機去碰撞。最終,他畫的畫像能夠順利被系統識別,從數據庫裡比對出人像照片來。

電腦人像拼圖出現後,張欣開始一邊自學電腦人像拼圖的原理,一邊堅持原本的手繪技術。有學生拿著電腦跟他比速度,張欣幾分鐘就畫完了,而學生用了幾個小時,還沒能在素材庫裡把需要的五官找齊。

比起電腦人像拼圖,張欣的畫像勝在有神態。用武伯欣的話說,張欣畫像已經到了形神兼備的水平。畫像需要事後聽被害人或者目擊者證言,根據敘述記錄、再造想像。聽著描述把形畫得像了,比照著畫更難,何況有時候,敘述者的描述並不可靠。

他跟目擊者對話,不僅問作案人長得怎麼樣,還會很詳細地問目擊者看到的具體情況,是白天還是晚上,問光線、距離,甚至當時的氣溫。最終的畫像「立體、綜合」,不但能把對方敘述的形象表達出來,還能體現出作案人的性格,表情,甚至是一些被描述者提到的特定習慣動作。

「栩栩如生了,別人自然一看畫像,就能認出是誰。」武伯欣說。

十幾年來,有很多地方公安聯繫張欣,請教案件,根本沒有什麼破案經費或者差旅費,案件也不屬於張欣的職務範圍,張欣都是義務幫忙。很多案件他破得很漂亮,但為了保護受害人,寧可不去進行宣傳。

張惟真起初很不理解父親,尤其是,父親的忙碌把自己的身體都熬壞了,讓他心痛、無奈又敬佩。

2011年,張欣生了一場大病,醫院全力搶救以後,當時51歲的他總算挺了過來。親友都勸他別太辛苦了,該休息休息。他滿口答應,可剛恢復過來,半年時間,他又開始上班了。

大病之後,張欣想把藝術重新撿起來,他感慨自己「為了模擬畫像把藝術給丟了」。畫家羅中立的作品《父親》給他的觸動很大,他對朋友說,那幅畫「簡直是把人畫活了」。張欣也想畫出那樣的作品,他開始養成每天畫一幅國畫、寫一幅字的習慣。幾年累積下來,字畫的宣紙摞在一起有半人高。

再過18個月,他就該退休了,但他其實沒有打算擱下筆,說「只要畫得動,我肯定畫」。去世前一天,他在看案件線索,范剛給他打電話,曉得他身體很不好受,勸他到醫院去看,他說「好的好的,我把手裡活幹完就去」。第二天,范剛就接到了噩耗。

張欣留下了幾大本工作筆記,張惟真想把這些心血整理出來,分享給父親的同行和弟子。他有人民大學法學碩士學位,但如今也打算從事刑偵圖像的工作,把父親的技術傳承下去。

「如果我不堅持下去的話,他肯定很不高興。」張惟真說。

據他回憶,父親生前最大的願望,是開發出一款模擬畫像人像比對的軟體。張欣為此耗費了大量的精力,調軟體,嘗試比對效果,一張圖改二十幾稿。而這件事,如今也「只能留下遺憾了」。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張渺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