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和日本在外來侵略前反應不同丨大家

為什麼日本和中國在面對西方文化入侵時,表現出如此截然不同的反應呢?

在很多人的頭腦中,中國和日本是兩個非常相似的國家。一提起日本,我們嘴里馬上蹦出來的詞匯是 「同文同種」、「一衣帶水」。從外表、文化到精神氣質,這兩個國家都有大量相似之處。

十九世紀以前,日本人幾乎完全生活在中國文化影響之下。今天微博上流行一句話,「如果你想看唐代的中國,就到日本去」。確實,盛唐留給日本的印跡是如此之深,以致許多在中國早已演變了的古代風俗,卻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原封不動地代代相傳。比如席地而坐和榻榻米,就是唐時風俗。1903年梅景九到日本去留學,對此頗覺驚訝:「不過日本更有一種特別的情形,就是旅館都是板屋席地,進門要先脫鞋的。出洋留學,本為維新;然而到了日本,第一先要復古。」[1]

兩國人的文化性格和思維方式也很相似。

兩國人思維方式的特點都是注重形象思維和直覺感悟。「禪宗」在中日兩國都很流行,兩國人在精神生活中都注重克己反省,注重靜思默想。日本人在枯山水、日本畫、茶道、插花中表現出的簡約、淡遠、別致,和中國傳統藝術的美學取向完全一致。

兩國人的性格都偏於內向,「面子」哲學是兩國人共同的處世哲學。為人處世講究含蓄忍讓,說話都習慣於拐彎抹角,「一切盡在不言中」。日本人還發明一個專門的詞匯「腹藝」,也就是說有些意思不用說出來,僅僅通過感覺大家都能明白。

兩國人都注重集體主義,傾向於壓抑個性。中國人常說「出頭的椽子先爛」,而日本人有一個人人盡知的諺語:「出頭的釘子要挨敲」。兩國人在社會上都講究論資排輩,這一點,在日本尤為明顯,在公司的升遷基本上都是按年齡資歷而不是能力。兩國社會上都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在宴會入席時,大家都會為入席的次序拉拉扯扯,爭上老半天:不是爭先,而是爭後。

直到現在,兩國的某些社會機制也驚人地相似:家庭在社會上起著核心作用,家庭中都強調長幼尊卑,日本比中國還強調男主外女主內,大男子主義氣息更為強烈。高考一樣是決定一個人一生命運的最嚴重關口。入學考試對兩國學生同樣是一場災難。「教育制度過分強調死記硬背,培養出來的人只能照章辦事,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高中教育主要是為了應付報考大學,而不是為了真正學習知識。例如語文課就是讓學生認真準備考試中要遇到的那種複雜語法問題。」[2]這種批評,中國人聽起來準以為是在說自己的國家。

因為這些相似,一百年來,中國人形成了一種錯覺,以為中日兩國國情相同,日本經驗自然最容易學習掌握。1898年,康有為就對光緒皇帝說,日本與中國同文同種,國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國人當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異道。我朝變法,但采鑒於日本一切已足。」[3]

1907年,出使日本的大臣達壽對光緒的敵人慈禧也說了類似的話:「中國今日欲加改革,其形勢與日本當日正復相似,故於各國得一借鏡之資,實不啻於日本得一前車鑒,事半功倍,效驗昭然。」[4]蔣介石和孫中山也都曾經留學或居留日本,大力號召中國人學習日本。及至中國再度打開國門的1980年代,介紹日本經濟建設經驗,號召中國人向日本學習的書籍更是連篇累牘,日本再度成為中國改革的頭號老師。

華興會部分主管人1905年攝於日本東京,前排左一黃興,左四宋教仁,後排左一章士釗

然而,長達百餘年的學習,效果卻差強人意。康有為的變法迅速失敗,除了幫助光緒皇帝發布上百道空疏無用的詔書,對中國社會並無真正改變。慈禧皇太后學習日本的憲政,亦步亦趨,「期與日本比隆」,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立憲運動虎頭蛇尾。孫中山蔣介石兩代人的努力,也並沒有使中國真正統一和強大起來,反而在1945年以後,讓中國再次陷入腐敗和混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再度向國際標準靠攏,所走的路線卻與日本大相徑庭,而是更接近美國。

一系列的願望與結果的擦肩而過,說明把日本經驗嫁接移植到中國,遠不像想像中的那樣容易甚至是可能。這是為什麼呢?

在中國和日本的表面相似下面,是巨大的不同。

首先是政治權力結構的不同。開國前日本的政治結構與中國差別很大。

傳統中國實行的是大一統的集權統治,處在嚴密有序的官僚體系的控制之下,「全國一盤棋」,如臂使指。而日本則是諸侯林立,分為二百多個藩國,各藩處於半獨立狀態,諸侯在自己的領地上擁有行政、司法、軍事和稅收等權利,在自己的領地中是絕對的主宰,他們雖然要向幕府效忠,但幕府並不干涉各藩內政。因此這種制度實際上類似於西歐的莊園領主制。

中國最高權力歷來一元,皇帝視天下為自己一人的私產,一人說了算。而日本最高權力長期二元,天皇和幕府並存。至於幕府之中,雖稱是幕府將軍專政,但實際上是由幕府高官們進行權力共享和集體決策,將軍所起的作用遠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大。而日本的天皇,更只是名義上的最高首長,實際生活狀態很是可憐,連吃飯都靠別人。某一時代的天皇甚至窮得拿自己的字偷偷拿出去賣錢。

江戶幕府的《禁中並公家諸法度》,將天皇的活動限於追求傳統文學及執行禮儀

兩國的社會結構也完全不同。中國從秦始皇之後就取消了世襲制,社會流動性極強,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農民的兒子科舉可以做到卿相是常見的事。中國還有一種特殊的社會流動方式,那就是通過造反當皇帝當將相,「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因此中國「富不過三代」,社會財富和地位總在不停地流動之中。

日本卻一直實行世襲等級制,社會分為壁壘森嚴的幾個階層,基本不能相互流動。不光是天皇萬世一系,從來沒有易過姓,其他社會階層也經常是沿續幾百年紋絲不動。今天我們提到日本,經常驚訝日本的一些老店經營了幾百年至今,這其實正是日本傳統社會固化的一種遺存。

中國實行諸子均分制,父親死了,家產兒子平分,而日本實行長子繼承制。中國人古來崇尚多子多福。而日本人沒有拼命多生的習慣,他們在馬爾薩斯發表人口論前就自覺進行人口控制了。中國人極端重視家庭,而日本人更重視效忠集體。中國以文人治國,日本卻實行武士制度。而且,日本統治階層整體上歷來清廉,貪污風氣並不興盛。

因此,日本實際上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國家,整個國家的運轉結構與一衣帶水的中國迥然不同,卻與遙遠的歐亞大陸另一端的歐洲非常相似。日本的莊園領主制,長子繼承制,社會階層世襲制,權力多元,武士制度,在中世紀西歐幾乎全部具備。

日本人能夠迅速走上西化道路,與它和西歐的這種結構相似性直接相關。

曾經有一些西方學者認為,在西方的挑戰面前,中國能做出比日本更有力的反應。因為開國前的中國,政治上比日本更有序,經濟上比日本也更繁榮。賴肖爾說:

十九世紀初期的歐洲人假如對中日兩國中哪一方可能做到近代化進行預測的話,一定會認為,中國(更容易),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長時期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制。不僅如此,中國數千年來還處於官僚制度的統治之下。……只要重新調整一部分政策,改革一部分組織機構,就能做到近代化。

反之,認為日本在可能進行近代化必不可缺少的國家建設之前,必須首先進行徹底的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日本存在著非常嚴密的閉鎖的封建主義時期,因此從社會上看,它也被認為是兩國中更落後的國家。

康有為也是這樣認為。在他看來,中國要現代化轉型,肯定比日本要快得多,因為中國是專制體制,君權素重,官僚制度完備,不像日本那樣各藩紛爭。「皇上乾綱獨攬,既無日本將軍柄政之患,臣民指臂一體,又無日本去封建藩士之難。……一舉而規模成,數年而治功著,其治效之速,非徒遠過日本,真有令人不可測度者。」

但事實恰恰與此相反,這是為什麼呢?

賴肖爾的解釋是,清末中國的大一統恰恰是改革最大的阻力。而日本由於權力分散,在外界挑戰面前,不同的藩可能做出不同的反應,因此做出正確應對的概率要遠大於中國:「日本由於在封建制度下被分割為許多藩,對於西方學問與力量的態度比中國單一的中央集權制度更富於變化,能夠作出內容豐富的反應。」

確實,在開國之際,日本諸藩中的大部分藩主也都是昏庸保守之輩。然而,畢竟有少數藩採取了正確的應對措施:「在各藩內部也有一些敏感性強的人,出現令人驚異的各種反應。幕府自身也有反應的能力,實際上也作出了反應。強大的德川領地之一的水戶藩和接近幕府的越前松平藩也是如此;士佐的山內藩、長州的毛利藩,薩摩的島津藩等外藩中也都有一些反應。這種種反應說明,日本比一元化的帝政中國有更多地獲得建設性反應的機會。」[5]

雄藩的聯合,是明治維新成功的一大動力

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則從另一個稍有不同的角度來解釋中日反應的不同。他認為,中國獨尊儒術,思想高度一元,儒家思想成為控制每個社會成員的僵化教條。而日本卻有天皇和幕府兩個權力中心,統治階層是世襲的武士,他們大多讀書不多,依靠基本理性行事,所以整個社會更為注重實際,對現實問題更容易做出合理的反應。

他說:「(中國皇帝以)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權力合而為一,以統治人民,並且深入人心,左右著人心的方向。所以,在這種政治統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趨向必然偏執,胸懷狹窄,頭腦單純(日本幕府和天皇分立,則)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強,至強未必至尊的情況,……恰如胸中容納兩種東西而任其自由活動一般。任何一種思想都不能壟斷,既然不能壟斷,這時自然要產生一種自由的風氣。在這一點上,中國人的思想是貧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豐富的,中國人是單純的,日本人是複雜的。思想複雜豐富的人,迷信就會消除。」[6]

「中國是一個把專制神權傳之於萬世的國家,日本則是在神權政府的基礎上配合以武力的國家。中國是一個因素,日本則包括兩個因素。如果從這個問題來討論文明的先後,那麼,中國如果不經過一番變革就不可能達到日本這樣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說,日本是比中國容易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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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

本文為張宏傑先生日本主題系列文章,敬請期待後續。

註:

[1] 申維辰主編,《清代與民國初期文學》 第五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9頁。

[2] (美)才能德溫·賴肖爾,《日本人》,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第185頁。

[3] 蔣貴麟,《康南海先生遺著匯刊(十)俄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考》,宏業書局,1987年,第335頁。

[4]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 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4頁。

[5] 賴肖爾,《近代日本新觀》,三聯書店,1992年,第36頁。

[6]張允起等編譯,《日本明治前期法政史料選編》,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31頁。

[7]張允起等編譯,《日本明治前期法政史料選編》,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