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見 | 人類社會將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無法自拔嗎?

[摘要]在人口和經濟演化的一定階段,人們可能重新形成共識,建立新的激勵結構,進而防止經濟陷入長期停滯和社會衰敗。因此,雖然個別國家和社會可能暫時陷入人口和經濟衰退的陷阱,但從人類整體來看,我們不必擔心掉進低生育陷阱無法自拔。

騰訊財經《灼見》特約作者 周祝平(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教授)

儒家文化圈「多子多福」觀念似乎已經消失

法國偉大的思想家盧梭有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顯然,他是強調後天的社會文明和制度對人的自由具有束縛作用。我們姑且不評論他的後半句,即就前半句而論,也是大有問題的。「人是生而自由的」,到底是「生育者」自由還是「所生者」自由呢?亦或二者都自由呢?

對於生育者而言,最初的生育行為只是一種自然行為,談不上自由不自由。對於動物界而言,把後代生下來並不意味著撫育的責任。動物界的生育行為受本能支配,動物不能夠對自己的生育行為進行控制,因而我們可以把動物界的繁衍生息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既然動物性的行為不能稱為自由,那麼盧梭所謂的「自由」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在羅素看來,盧梭是浪漫主義的巨擘,並非理性主義的旗手。浪漫主義對於現實具有反叛意識,但卻缺乏理性藍圖。盧梭是個多愁善感的人,寫出了《愛彌兒》這樣關於兒童教育的傳世名著。可是,當他說「人生而自由」的時候,卻放棄了自己對於孩子的撫育責任,親手把自己的5個孩子送進了孤兒院的「枷鎖」中。

由此可以看出盧梭對自己的生育行為是不負責任的、缺乏深思熟慮的。假如他能夠明智地進行生育決策,而不只是寫下那些動人心魄的文字,又何必等到生下孩子之後因無力撫養而送進孤兒院?難道孤兒院對孩子的成長比家庭更好嗎?難道孤兒院收留大量的孩子不需要人力物力財力的成本嗎?誰來承擔類似盧梭這樣的不負責任的生育行為所產生的社會成本呢?

本文不是特意批評盧梭,而是因為盧梭的生育行為反映出一個重大的現代問題,即許多國家和地區的人口為什麼從歷史上的普遍超過5.0的生育水平,下降到了現在的低於2.1的低生育水平?

顯然,造成低生育水平的原因並不是人類生育能力有如此劇烈的下降,更主要的是由於現代性所帶來的人類生育行為的理性的革命性變化。這種生育革命是一種方向性的變化,就像時間之箭一直向前(圖1)。高收入國家已經長期持續處於低生育水平狀態,中等收入國家的生育水平也大大降低,只有低收入國家仍處於較高生育水平狀態,但也有明顯的下降趨勢。

Source: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7

對現代社會而言,收入水平越高的社會,生育水平越低。當然,這是平均而言。實際上,在高收入國家之間、中等收入國家之間都存在差異。比如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是高收入國家,它們的生育水平卻有較大差異。2010-2015年,美國的TFR(總和生育率)為1.88,英國也是1.88,德國只有1.43,法國1.98,義大利1.43。當然,雖然它們TFR高低不同,卻同樣是低生育水平國家,同樣面臨少子老齡化帶來的一系列公共問題。

我們在歐洲文化圈內部觀察到的生育水平的較大差異,並沒有在儒家文化圈中出現。儒家文化圈在歷史上更看重家庭和生育,然而其生育水平卻出奇地低落。2010-2015年期間,全世界平均生育水平最低的地區前五名分別是:台灣1.11、澳門1.19、香港1.20、新加坡1.23和韓國1.23。同期,中國內地的生育水平為1.60。很明顯,中國內地與其他儒家文化地區的生育水平差異主要是源於經濟的差異。綜合看來,似乎儒家文化圈中的「多子多福」觀念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少生、高質量培養。

Source: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7

低生育水平的根本原因是現代性

近一個多世紀的歷史表明,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無論是基督教文化圈還是儒家文化圈,都無法抗拒人口轉變和生育率下降的大趨勢。接下來的問題是:低生育水平的根本原因是什麼?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社會的現代性。現代性主要通過七個機制在起作用。

第一種機制是人口城市化機制。城鄉分割的工作制度削弱了家庭照料功能。越來越多的勞力力人口湧入城市工作,比如中國2億多流動人口,其對家庭影響,一方面,流動家庭失去了農村大家庭照料的互助功能,另一方面城市工作制度的剛性化減少了流動家庭照料時間。城市化水平越高,越傾向於低生育水平。

第二種機制是市場時間與家庭時間替代機制。傳統家庭的家庭內時間比較多,現代家庭則越來越傾向於把時間投入到勞力力市場中。由於孩子照料是高度時間密集型的,因此市場時間替代家庭時間的結果是生育數量的減少。

第三種機制是性別平等機制。過去男耕女織、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逐漸被拋棄,女性勞力力參與率迅速上升,直追男性的勞力力參與率。女權運動、婦女解放運動是近百年來的世界趨勢。20世紀初,魯迅發表了一篇演進《娜拉走後怎樣》,揭示了一個重大的女性解放運動主題。娜拉在開始的時候,滿足地生活在家庭裡,有一天突然覺醒了,發現自己實際是丈夫的傀儡,而孩子又是自己的傀儡。於是她希望逃離家庭,打開門走了。娜拉出走象徵者女性權利意識的覺醒,同時也是現代家庭轉型的開端,家庭少子化是必然的邏輯結果。

第四種機制是貝克爾機制。這是美國諾貝爾經濟學家獲得者貝克爾提出的。他認為現代家庭在時間和經濟預算約束下,寧願培養高質量的少量孩子,也不願生養很多低素質的孩子。用孩子的質量替代孩子的數量,結果自然是家庭少子化。

第五種機制是婚姻風險。現代勞力力市場流動性較大,夫妻在一個地方長期穩定工作的難度較大,同時人們對離婚的看法也越來越包容,婚後的家庭矛盾忍耐力下降,導致離婚率大大提高。離婚風險的增加,使得女性的經濟獨立性需求上升。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也支撐了女性到勞力力市場尋找工作。減少生育,是提高女性經濟獨立性的必要條件。

第六種機制是社會保障機制。傳統農業社會的主要依靠家庭養老,現代社會的社會保障制度日益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家庭養老的功能。經濟越發達的國家,養兒防老的觀念越弱。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指望子女留在身邊給自己養老。於是,子女的保障功能大大弱化,生育太多反而變成年輕夫妻生活的負累。於是,少生育也就順理成章了。

第七種機制是嬰兒死亡率下降機制。由於現在醫療技術的進步和嬰幼兒營養條件的改善,嬰幼兒死亡率大大下降,因此對於家庭而言,通過多生孩子來規避死亡風險的動機減弱。

在以上七種機制的共同作用下,年輕世代的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發生質變,家庭關係從過去以縱向關係為重心轉向以橫向的夫妻關係為重心。代際關係、親子關係弱化,而夫妻關係一旦不融洽,雙方可能會不顧孩子的共同撫養問題而毅然離婚。從而產生越來越多的單親家庭現象。單親家庭的壓力和風險,進一步增加了人們對婚姻前景的謹慎或畏懼,婚姻日益成為現代社會的大難題。結婚年齡推遲、城市中的大齡未婚人口越來越多。加劇了生育水平的低落。

對人類的生育前景不必太悲觀

低生育率的不利後果是明顯的,從許多低生育率國家或地區鼓勵生育的政策力度越來越大就可見一斑。日本、德國、新加坡、韓國等發達國家,中國台灣和香港地區,都在近十幾年來紛紛出台家庭支持政策,大同小異,種類繁多。歸根到底是希望降低家庭的生育成本、解決家庭生育的後顧之憂。政策大致分為四類:一是補貼政策,即對生育孩子的家庭每年支付一定的補貼;二是托幼政策,即增加托幼機構的數量,並降低家庭的托幼負擔;三是就業政策,包括帶薪產假、支持女性產假後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等;四是稅收政策,即給育兒家庭減稅。

從政策實踐的效果來看,這些政策對提高生育水平可能有一定作用,有些國家的生育水平有所回升,比如德國的生育水平在2000-2013年只有1.4,到2014年開始回升到了1.5的水平。韓國在2009年的生育水平曾經達到1.1的超低點,現在回升到了1.2。但許多超低生育水平的國家或地區,雖然在鼓勵生育方面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是效果甚微,無法改變人口塌陷的大趨勢。日本在2015年回升到1.5的水平,但2016年有回落到了1.4的超低生育水平。

為什麼情況會這樣呢?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曾經提出一種「理性的鐵籠子」理論,他認為現代社會的演進趨勢是「工具理性」逐漸取代「目的理性」,表現在社會治理方式上就是技術合理性和官僚制越來越占上風。我們可以把生育水平的下降過程看作是個人和家庭逐漸被裝入「理性的鐵籠子」的過程。

那麼,我們對生育前景是不是就一定是悲觀主義的呢?筆者認為不必太悲觀。生育是一種具有外部性的人類行為,在人口爆炸階段,生育的負外部性可能更多一些,而在人口塌陷階段,生育的正外部又更多一些。在人口塌陷時期,經濟的均衡無法單獨做到,而是需要做到經濟與人口的一般均衡。也就是說,經濟均衡不僅包含市場均衡,也包括市場行為與非市場行為的均衡,即市場與家庭的均衡。這種均衡可能是多重均衡,它取決於局中人的選擇行為。在人口和經濟演化的一定階段,人們可能重新形成共識,建立新的激勵結構,進而防止經濟陷入長期停滯和社會衰敗。因此,雖然個別國家和社會可能暫時陷入人口和經濟衰退的陷阱,但從人類整體來看,我們不必擔心掉進低生育陷阱無法自拔。孔子說:「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誠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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