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旅行為何給人最多的想像?

原標題:火車旅行為何給人最多的想像?

對於旅行的人來說,首當其沖要面臨的選擇,大概是使用何種交通方式出行。而在不少人心目中,火車是獨一無二、最受喜愛的出行工具。

在所有的交通工具中,火車承載著我們最多的想像:無論是最浪漫的愛情邂逅,還是最恐怖的謀殺案件——火車上從來不缺少故事。不信,可以數數有多少小說、電影將故事發生的空間設定在行進的火車車廂裡。為什麼我們對火車尤為喜愛呢?抑或者說,為什麼火車承載著如此多的文化想像?

在最近出版的新書《鐵道之旅》中,德國文化研究學者沃爾夫岡•希弗爾布施將火車誕生至今,工業文明給我們的生活帶來的變化聯繫起來。鐵路與火車的發明,讓我們對時間與空間的感知產生了變化,甚至,讓我們進化出了得以適應工業革命的新秩序。而我們對火車的複雜想像,其背後正蘊含著我們對工業革命與現代文明興奮與恐懼並存的心理。

《鐵道之旅》, [德]沃爾夫岡•希弗爾布施 著,金毅 譯,世紀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7月版

在所有的交通方式中,我最偏愛火車。飛機高翔於天,與地隔絕,頗有點絕塵拔俗的味道,而汽車又過於依賴世俗,在市井喧鬧中來來往往。似乎唯有在火車上,才能收獲一點與日常生活的距離。火車有路線,雖走走停停,風景卻是在變;我們有目的地,但尚未到達,它仍然是遠方。

德波頓在《旅行的藝術》中寫到,「火車也許最益於思考:同輪船和飛機比較,坐在火車上,我們決不會擔心窗外的風景可能會單調乏味,因為它們一直在流動;其速度適中,既不會太慢而讓我們失去耐性,也不會太快而讓我們無法辨認窗外的景觀。在行進的過程中,火車能讓我們瞥見一些他人的私人空間,也能讓我們回顧自己過去所有的得失哀樂」。

以上是我對火車的一點浪漫遐想,顯然有意忽略了人群的擁擠喧鬧、漫長旅程的疲勞困倦,但火車確實是一個豐富的意象,它承載了現代、遠方、自我、時間、空間、自由、規訓、創傷等等我們與之有關的經驗和想像,它從19世紀的維多利亞時代駛出,為人類文明開啟了一個新紀元。薩克雷在1861年寫到,「我們這些生長於鐵路興起前的人是屬於另一個世界的……那些生活在鐵路時代以前的人都是大洪水以前的人類,就像是從方舟走出來的諾亞及其家人」。

《旅行的藝術》,[英] 阿蘭·德波頓 著,南治國 彭俊豪 何世原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8月版

將火車比喻成方舟或許有些誇張,但對於19世紀的人們來說,火車的出現確實宣告了一個機械烏托邦時代的到來,人類借著機器的力量,為現代性的發生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呼嘯而行的火車拖曳著社會的整體結構,朝向一個更加進步的未來邁進。

希弗爾布施的《鐵道之旅:19世紀空間與時間的工業化》一書,描繪的正是這個時代種種的感知變化。火車帶來了舊有時空關係與社會等級結構的改變、對風景與人際關係的重新感知,以及與之相伴的創傷與焦慮,等等。

在今天,當我們回望19世紀時,火車恰好成為一個理解時代、理解現代性發生的獨特切入點,而對火車的態度也表露出我們對現代性的複雜情愫,它正如馬歇爾·伯曼在《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中所指出的一樣,我們遭遇現代性時,既有對新世界的美好期待,又有在一切都加速變革的時代無法確知未來,無法把握自己命運的焦慮。

火車自出現時起,就有著兩幅截然相反的面孔,在莫奈的繪畫(聖拉紮爾火車站系列)、惠特曼的詩歌(《致冬天的一個火車頭》)等作品中,我們感受到的是激情而富有生機,對火車的禮讚是寫給工業文明的讚美詩,但在狄更斯、左拉、霍普特曼等作家的筆下,火車又象徵著邪惡,象徵著一種難以馴服的力量,造成了人類生活的異化。讚美與恐懼並存,理性與異化相伴,火車將一個時代拉向現代,也讓每個個體體驗到現代生活的矛盾與張力。

蒸汽機技術的不斷革新使人類獲得了能夠與自然力量相抗衡的能力,當火車借助於蒸汽動力做到運輸革命時,人們看到了它遠超此前蓄力的種種優勢。鐵道堅固、光滑,火車高速可控,做到了人與物跨地域的迅速移動,鐵路網的鋪設與統一化,聯運制度的形成,這一切使鐵路成為一種集成機器,做到制度化,從而成為理性和進步的象徵。

19世紀鐵路的運轉最直接的影響在時間和空間上,鐵道延伸到遙遠的地區,讓那裡變得觸手可及,從而做到了對空間的征服。貨物突破其產地局限,進入遠方的市場,商品的集聚堆出了一種共時性的空間,它將商品從地方關係中扯出,即讓它們失去其傳承之地,失去它們傳統的空間-時間存在。鐵路對空間的改造,簡單說就是剝離了地方感。在沒有鐵路之前,空間依附於地方感,它是一種情感與記憶的所在。鐵路打開了新的空間,通過點與點之間的連接破壞了原有的地方感。正如1840年的一位法國作家說,「它們(鐵道)所服務的,只是出發點、中間站以及終點站,點與點之間的距離往往都很遠……對於中間的空間,鐵道就沒什麼用了,它們不過是帶著鄙夷穿過,只留下一種毫無用處的奇觀」。

莫奈的繪畫,聖拉紮爾火車站系列(之一)

時間的遭遇同樣如此,在沒有火車之前,地方時間各有不同,火車的高速行駛不免會讓不同的地方時間相互遭遇。為了避免交通事故,同時讓各地旅客能夠準時到達火車站,就必須有一個統一的、通用的時間表,在19世紀40年代,火車就已經開始了時間的標準化。列車時刻表成為這一時期最受歡迎的旅行指南,據說普魯斯特難以入睡時,最喜歡讀的就是火車時刻表。

從空間中剝離地方感,用標準時間規訓地方時間。火車在鐵道上均勻地移動,筆直、堅定、理性、沉穩,「在人們的體驗中就是一種抽象、純粹的移動,與在其中發生移動的空間脫離了關係」,時間和空間在此過程中也被抽象化,借由鐵道與地方性的關係做到了真正的「脫域」,即從彼此互動的地方性關聯中脫離出來,進入一個抽象化的進程中,而抽象化則意味著它能夠在時空關係中不斷拓展。

事實上,正如詹姆斯·弗農(James Vernon)在《遠方的陌生人:英國是如何成為現代國家的》一書中所說,正是得益於火車帶來的交通運輸革命,英國人獲得了在本土、帝國以及世界範圍內的移動能力,從而使得狹隘的地方性關係讓位於更為宏觀的抽象性關係。因此,火車拉來的是一個「抽象社會」,它將重構整個社會空間和人際關係。

「抽象社會」由陌生人組成,而乘火車旅行構成了「陌生人社會」的雛形。19世紀在火車上的旅行往往被形容為「射彈」,即就像從景觀中射出一樣,因而連自己的感覺都不能控制。坐在火車的包廂中,對於個體來說形成了一種封閉狀態,加上火車飛速前進,近處風景一閃而過,個體只能去調整在旅途中觀察事物的方式——註視遠處的事物,因為它們看起來運動慢些。

因此,鐵路創造了一種新的景觀——無盡的全景,也創造了一種新的審美主體——旁觀者(spectator),即在一定的距離外觀看。火車的速度消解了前景,從而將旅行者從景觀中分離出來,使得他們能夠「透過那個讓他在這個世界裡移動的工具,看見物體、景觀等等」。這樣一種旁觀者的視角在19世紀電影、攝影術的興起中能夠看到,同樣也可以在巴黎拱廊街遊手好閒的浪蕩子那裡看到,它所承載的其實是中產階級多少有點布爾喬亞情結的身份想像,因為最早一批的旅行者正是他們。

前景的消失在個體與物,甚至個體與自我之間置入一種陌生性,如果說這一點多少有些布爾喬亞色彩,那與陌生人同坐一個包廂,則是徹底暴露在「陌生人社會」中——

 

旅行者可能會一直看著一些新的面孔,人們會頻繁抵達目的地,卻不發一語。除非人們彼此認識,否則不會交談,最多就是聊幾句客套話。因為一些旅客無動於衷,所以任何人試圖多談幾句,對話都繼續不下來。這樣一來,鐵路也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習慣。

 

如何與陌生人相處?這成為火車旅行急需解決的尷尬問題,閱讀正是應此需求而興起,它可以有效地避免與陌生人交流,圖書和報紙攤位迅速遍布英國的火車站。但與陌生人相處,更令人擔憂的是風險,比如謀殺、偷盜等等。19世紀60年代,兩起臭名昭著的火車謀殺案為老式車廂拉響了死亡的警鐘——與兇殘的陌生人共用一個獨立的隔間開始被視為危險之事。之後便在嘗試於內廂隔間之間安裝警鈴、於火車外部安裝踏足板之後,火車車廂被重新設計,使各個隔間有邊廊相連,每個隔間由滑門進入。

《東方快車謀殺案》劇照。

火車呈現了「陌生人社會」的一角,在詹姆斯·弗農看來,在19世紀整個英國都在應對陌生人帶來的挑戰,文人墨客有規律地對倫敦驚人的規模及其匿名性做出評論,各種各樣的指南教你怎樣根據衣著裝扮去識別不同種族和階級、性格和地區的人群,記者、統計學家、社會學家等等也開始對陌生社會進行分類,試圖描繪其複雜性以便完成秩序的建構,而國家則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套新的治理術,新的治理手段隨後被再度植入(re-embed)到個人和地方性的網路中,將英國人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推向現代。

火車不僅帶動了一個抽象社會的形成,它還給個體帶來了切身的創傷和震驚。鐵路震顫對身體的影響成為當時醫學研究的熱點,當時的研究認為它會擾動消化器官的功能,同時也會擾亂神經系統,造成憂鬱、憤怒以及精力的極大損耗。經常出現的火車相撞事故更是會造成心理的恐懼,當時的精神病學家認為,火車交通事故會引起歇斯底裡現象,弗洛伊德正是從火車事故中展開了自己的創傷心理學研究——

 

比如說,在鐵路事故之後的一段時間內,主體會在失眠、走路時再度經受那種可怕的經歷,而且每一次又都會伴隨著同樣恐懼的情感,最後,經歷了這樣一段「精神上的筋疲力盡」或者說「潛伏」,這種恐懼就會轉化為一種身體現象。

最經典的案例莫過於狄更斯的經歷了,1865年6月9日,狄更斯在一列前往倫敦的火車上遭遇脫軌事故。7節車廂掉入水中,他所在的第8節懸在半空中,盡管他當時很沉著鎮定,但事後身上出現了奇怪的症狀,不停地顫抖,接近兩周不能說話,不斷重復感受「震顫」的痛苦,整個人處於一種恍惚狀態。更令人驚訝的是,他本人去世的時間正好是在這次事故五周年紀念,冥冥之中有種神秘感。

其實,狄更斯早在1846年寫作《董貝父子》時就已經對火車產生了一些擔憂,他將火車看作一個掠奪成性的魔鬼,它吞噬掉倫敦的老城,用固定的線路和時間表強迫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並毫無區分地將所有人拉向同一個目的地——死亡。

《董貝父子》, [英] 查爾斯·狄更斯 著,王僴中 譯,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5月版

我們從狄更斯的文字中感受到的是人類無法掌控機器的恐懼感,技術帶領我們進入了一個新世界,但這個世界卻不再是為我們而創造的。一如我們闖入現代,會發現現代性並不都是美好的承諾,它甚至會是一場災難。

在「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的時候,個體完全暴露在風險之中,在求知與求定之間焦慮搖擺。火車加速了現代性的到來,「我們試圖冒險闖入,但很快就發現,進入這個世界需要某種我們所缺乏的構造,需要我們所沒有的器官。」弗洛伊德的研究展示了,在經歷一次次的創傷後,意識終會形成一個防刺激盾來保護自身,那在技術突飛猛進的時代裡,我們的社會是否也形成了相應的保護機制?

(作者:曹金羽,北大社會學博士,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