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早 | 金庸,最後一位獨立報人

金庸辭世的消息傳來,張治師弟在群內發起了「有沒有能脫口背得出的金庸小說里的話」運動,嗡的一聲,一堆文學博士紛紛亮劍,出人意表者比比皆是:

「聽說嶺南終年溫暖如春,花開不謝,葉綠長青」(楊過對小龍女說)

「實話說了罷,兩個都喜歡,便是一個都不喜歡」(楊過說郭芙)

「連你的真面目也沒見過,怎能算是識你?」(郭襄對楊過說)

「焚我殘軀,熊熊烈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明教葬詞)

……

但我最沒有想到的,也最震驚的,是一位日本同學的選擇:

「告我父何人殺我」

這句話出自《射雕英雄傳》第三十五回《鐵槍廟中》。黃蓉與柯鎮惡隱在神像後,聽得楊康與傻姑對話。黃蓉決意挺身赴險,躍出去之前,在柯鎮惡手心寫下這七個字。

在此之前,郭靖認定黃藥師殺了自己六位師父,一怒之下揚帆離開桃花島。郭黃二人感情陷於絕境。金庸在寫這一段時,甚至動情地加入了主觀表達:「蓉兒,蓉兒,你可千萬別尋死啊!」

更糟糕的是,黃藥師因為驕傲,不肯否認自己沒有殺江南六怪。這真是百口莫辯了。此時黃蓉明知幾乎必死而仍然現身,就是為了在最恨她的柯鎮惡面前揭露真相。

柯鎮惡最恨她,世人皆知,所以柯鎮惡的證詞最有效。只要柯鎮惡能將鐵槍廟中的見聞說出去,真相必將大白,郭靖不會再誤會黃藥師,黃藥師也知道了仇家何人。黃蓉的舉動,可算是「以死明志」。

以死明志不難,難的是要將自己用一死換來的真相有效地傳播出去。事實上,如果沒有軟蝟甲,黃蓉很可能就死在楊康的九陰白骨爪下。柯鎮惡能不能隱忍到兇案之後再傳遞消息,誰也不知道。但是黃蓉已經做出來當時最佳的安排,決意以自己的生命來撼動一場天大的冤案,還自家清白,也讓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知道真正兇手。你說,黃蓉是不是頗有深度調查記者的風範?她武功從未臻於一流,但算不算一位成功的輿論家?

資料圖:《射雕英雄傳》第三十五回《鐵槍廟中》插圖

倪匡曾經跟別人說,誇金庸,不要誇金庸小說寫得好,人人都知道他小說寫得好,你誇來做什麼?「那應該誇他什麼呢?」「可以誇他芭蕾舞跳得好呀!」

金庸的確學過芭蕾舞,跳得好不好就不知道了。但是在我心目中,金庸的小說,確實必須與他的辦報與政論合併觀之。加入政論家金庸的角度,固然可以豐富金庸小說的解讀,反過來,小說中的情懷,也不可能與現實政治完全區隔。只不過因為時空的錯位,身在大陸,初初看到的金庸,只是一位「純粹」的武俠小說家。

研究金庸者,往往喜引陳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這段話:「同時寫作政論與小說,使得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感慨遙深。撰寫政論時,自是充滿入世精神,即便寫作寫作‘娛樂性讀物’,金庸也並非一味‘消閒’……儒道之互補、出入之調和、自由與責任、個人與國家,在金庸這里,既落實在大俠精神之闡發,也體現為小說政論之間的巨大張力。」

金庸1946年末進入報界,擔任《東南日報》的外勤記者,其時,民國報人的典範、《大公報》創始人之一張季鸞已經病逝五年。1947年年中,金庸也進入了如日中天的《大公報》,報館負責人是王蕓生。1948年3月,金庸被派往香港版《大公報》。1957年,金庸離開《大公報》,與朋友創辦《明報》,開始了獨立報人生涯。

《明報》創刊號

我研究過一點報史。中國的報界,一百年來,學英國學美國學日本,一直在「黨派報紙」「大眾報紙」「獨立報紙」這三種類型之間周旋依違。只要懷抱「輿論家」理想的知識分子,莫不想創立自己的獨立媒體。梁啟超在日創辦之《清議報》《新民叢報》,民初創辦之《庸言》,章士釗自英歸國後創辦之《獨立周報》《甲寅》,皆屬此類。但獨立媒體是最難維持,所以1916年,李大釗曾在《晨鐘報》上猛烈批評中國報業「為經濟所困而呻吟於勢力者之前,仰人鼻息,以供其驅策之用」。

「五四」後的獨立報紙,前有邵飄萍創辦的《京報》,後有1926年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聯手創辦的「新記《大公報》」。《京報》隨著邵飄萍被殺而成絕響,《大公報》維持的時間比較長,自張季鸞到王蕓生,都堅持「文人論政」,堅持為人熟知的「四不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直到……金庸離開《大公報》的1957年。

從1949年到1957年,《大公報》不可避免地從「獨立報紙」轉型為泯然眾人的普通媒體,金庸後來評價說「它改變路線,和過去的傳統完全斷絕」。王蕓生在此期間寫下的長篇回憶錄《1926年到1949年的舊大公報》,其子王芝琛說:「後來我看了,簡直是心驚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報頭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有知情人士告訴過王芝琛,當時有人曾私下指示:不把《大公報》批倒批臭,無產階級新聞觀就立不起來。(王芝琛《徹頭徹尾的新聞人》)

在我看來,金庸時代的《明報》,該算《大公報》等「獨立報紙」傳統的一脈延續。金庸對民國時期《大公報》的評價是「在中國它是最有地位(但銷數不是很多)的報紙,對輿論也很有影響力」。「有地位」「有影響力」而「銷數不是很多」,借用來評價《明報》,亦大致無訛。

在《明報》創始之初,金庸便在社評中反復強調「立場超然」,如1959年10月16日社評:「本報自稱不左不右,絕對中立……(香港報紙)真正中立者惟《明報》一家。」後來又更明白地說明「我們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反共人士」(1960年2月21日社評)。1963年,金庸更是提出了「明辨是非,積極中立」,並解釋道《明報》「乃是站在中國人的愛國立場,對中共和國府的施政一視同仁地對待,凡是有利於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讚揚之,有害於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反對之」(1963年1月17日)。

《明報》創辦之初,用廣東話說,「揾食艱難」。獨立報紙也需要經濟後盾,《明報》跟本港其它報紙一樣,照樣開設股評版、馬經版,大登明星八卦與情色兇殺新聞,而且每逢銷量下滑,便放出「更多的艷照艷聞」這一法寶。總經理沈寶新唯一堅持的報格,是《明報》不接受色情廣告。

然而,對於「白手南來」的金庸等人來說,「本土化」並非他們的優勢所在。金庸的優勢在於承繼民國的「文人辦報」傳統,以及擁有一支「常含感情」的動人文筆。

胡適在美國留學時,曾在日記中分析理想的「輿論家」應當具有下列特點:

(一)須能文,須有能抒意又能動人之筆力。

(二)須深知吾國時事史勢。

(三)須深知世界史事時勢。至少須知何處可以得此種知識,須能用參考書。

(四)須具遠識。

(五)須具公心,不以私見奪真理。

(六)須具決心毅力,不為利害所移。

這六點,金庸都堪稱具備。眾所周知,《明報》向「知識分子報紙」轉型的標誌性事件是1962年。面對大陸逃港的難民潮流,港英政府「不予報導」,《明報》作為標榜中立、但與左派報紙交好的一份報紙,報導難民潮當然會頂著巨大壓力。事實上,金庸也是在編輯、記者的強烈要求下,才逐漸放開對難民潮的報導,並呼籲向難民捐款捐物,呼籲港英政府以民生為本。

作為一個成功的商人,金庸肯定對此有過糾結。最終,「獨立報人」傳統還是發揮了作用,這種傳統,張季鸞曾概括為「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制,反干涉」。金庸曾在社評中回顧當時的心路歷程:「我們明知這會得罪許多朋友,會使得我們以後一生的日子很不平安,會使我們負上許許多多的罪名。然而,《明報》刊登過許多武俠小說,我們讚揚堅持正義的心靈,難道在說了許多年風涼話之後,當自己遇到危機的時候,就去做卑鄙無恥的小人麼?」(1964年12月8日)

《明報》上連載的金庸小說

「獨立報人」並不只意味著對上、對外能夠擔起責任,頂住壓力,它還包括另一項含義,就是「一人報紙」,主事者對任何事務具有絕對的權威。如王蕓生經常說:「《大公報》就是王蕓生,王蕓生就是《大公報》。」金庸之於《明報》,亦是如此。

《明報》報導的逆襲,雖然有記者與編輯施加壓力的成分,但最終大規模報導的決策仍然出自金庸獨斷。縱然《明報》後來已經成為香港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員工多達六百人,金庸仍然牢牢控制著「社評」與「副刊」兩大塊。大部分社評由金庸親自撰寫,聯繫知識界的副刊,編輯既無約稿權,也無退稿權,連作者稿費都是金庸一言而決。

1989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四位研究生曾去函香港多家報社,指傳媒為「社會公器」,老板不應私用社評來闡釋自己立場。然而金庸回應說:「報紙是股東的私有財產,不是公眾的公器……報社內員工與老板只有雇工與雇員的關係,沒有新聞自由的關係。新聞自由是報社對政府當局爭取的,不是員工在報社內爭取的。」

金庸曾私下舉《泰晤士報》《紐約時報》《時代周刊》等世界知名報刊為例,強調「全世界不論資本主義社會或共產社會中,並無哪一家傳媒的工作人員可享有獨立的‘新聞自由’,作此解釋者,新聞工作人員自抬身價的幻想而已」(《金庸與〈明報〉》)。

然而,隨著《明報》集團越來越大,年事漸高的金庸不可能掌控一切。此時的獨立報人查良鏞,就站在了一個悖論的十字路口:如果堅持「一人報紙」,他就會累死在這個崗位上,而且去世後,《明報》也會「四分五裂,就此垮台」;如果放手讓《明報》「公眾化」,那《明報》的「獨立報紙」特色就會消泯,其實也等於變成了另一份報紙。

這個悖論,金庸多方嘗試,仍然無法破局。今日之《明報》,早已脫離了金庸的控制,當然也就談不上「獨立報紙」,而更像一份普通的大眾報紙。

民國報業「文人辦報」「一人報紙」的特色,適合當時輿論界低成本、低門檻的特點,比較容易讓有識有才之士,完全發揮自己的獨特資源,贏得巨大的影響力。而在資本競雄的21世紀,報業的形貌與運作都有著質的變化,信息的碎片化傾向,新媒體的崛起,「讀者」向「用戶」的轉變,都讓金庸式的憑一支健筆白手起家,成為再難復現的神話。

現在「最後一位獨立報人」金庸也已離去,門檻更低的自媒體風起雲湧,但其中還能不能出現金庸式的「輿論家」,能不能有「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制,反干涉」的表現,還是拭目以待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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