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文化消費,接下來還要做這些事

作者: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首席專家劉士林

9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進一步激發居民消費潛力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總結推廣引導城鄉居民擴大文化消費試點工作經驗和有效模式」,「健全消費政策評估機制」。

文化消費已成為文化建設領域快速崛起的「第三板塊」

2016年4月,文化部和財政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引導城鄉居民擴大文化消費試點工作。同年6月和2017年2月,第一批第一次26個和第二次19個試點城市相繼公布,北京、天津、上海、蘇州、杭州、濟南、青島等城市均在列。到今天為止,為期兩年的試點培育期已接近期滿。

眾所周知,大陸文化建設長期以來一直分為文化產業和公共文化兩大板塊,但自2016年試點啟動以來,以往沒有地位、不受關注的文化消費,不僅做到了和文化產業、公共文化的並駕齊驅,成為文化建設領域快速崛起的「第三板塊」,而且對促進文化消費升級以及對經濟和城市發展發揮了明顯的拉動作用。這都說明兩年來的文化消費試點工作取得了比預想要好得多的效果。文化消費未來的空間有多大?主要可從兩方面看:對外是中美貿易爭端不斷激化、持續化和常態化;對內是十九大提出的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在此背景下,依靠文化消費拉動內需、促進產業結構和經濟布局調整,日益顯示出重要性和緊迫性。

改革開放以來,由於要做的事情多、要做事情的人多、國家和政府提的發展和建設標準高以及時間緊迫、機遇易逝等原因,我們的每一項戰略都帶有明顯的「實踐先於理論」的特點,這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和階段內有其合理性和不得已的苦衷,但在取得一定經驗也包括很多教訓之後,我們就必須回過頭來補「基礎理論研究不足」的短板,以便超越最初的憑著感覺和經驗的「摸著石頭過河」,為有了一定規模、同時風險也不斷加大的各種實踐活動提供科學和理性的指導。對於文化消費試點工作也是如此。在各地熱情不斷高漲、獲得了一些實惠同時也越來越堅定之後,坐下來認真研究一下大陸文化消費城市的概念內涵、外延邊界、評價標準、發展模式等,對於規範和引領國家文化消費城市健康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這個補課宜早不宜遲,越早越主動。

做好「兩個完善」: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完善文化經濟政策

從實際情況看,目前各地促進文化消費升級的方法、方式、管道、手段還不多,通過各種補貼來刺激和帶動的模式比較普遍。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在於管理機制的視野比較狹窄,主要局限在文化管理部門和直屬行業本身,對文化消費豐富內涵的認識比較狹窄,對文化消費與其他關聯領域和產業如城市規劃、產業規劃、商業規劃、金融、生活消費等的關係,研究還不夠,未能把文化消費升級的需要與城市發展的總體目標有機結合起來。要打破這種逼仄的局面,需要走開放發展之路,把文化消費和城市發展、產業轉型升級、市民生活需要密切聯繫起來,同時也更多地借鑒消費社會中的一些成功發展經驗,如麥當勞、好萊塢以及一些時裝業,他們的主要做法是把某種商品消費,變成消費者特別是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時尚,變成人的一種自覺的或無意識的行為,而不只是通過宣傳手段強加於人。再如在手段探索上,既要更多地運用金融手段提升大眾的消費能力,注重運用互聯網等科技手段簡化消費程序,還要花大力氣創造文化消費品牌,努力提升文化消費品的內容和內涵等。在這些方面,提高策劃、服務、供給的精準度非常重要。

目前文化消費試點城市的建設主體,主要是政府「這只看得到的手」,而相對比較靈活、反應快捷的「市場的手」還受到較多的束縛,沒有被解放出來,這是造成文化管理部門特別「忙」和「累」以及文化企業方面特別「亂」和「煩」的深層次原因。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完善文化經濟政策」,這「兩個完善」對深化文化消費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改革的核心是,文化管理部門如何從群眾文化活動組織和動員這個傳統角色,逐漸變革和轉型為按照市場規律和人民群眾文化需要去制定政策和配置公共資源的新模式,這就需要以文化管理體制的簡政放權和深化改革為戰略突破點,對主要屬於市場和通過市場手段可以解決的,要更多地放出去和放下去,盡量減少財政的刺激和政府的杠桿作用,更多地依賴社會團體、文化企業等市場主體,同時積極培育和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消費自主和自治能力,避免一直以來揮之不去的「成本很高、人民群眾獲得感有限」的魔咒,為從根本上扭轉文化消費只有一堆統計數據而真實內容比較蒼白,以及政府方面的投入一旦終止或刺激減弱、一切又回到原來的老樣子的文化消費困境。

把文化領域的供給側改革和高質量發展,與城市總體規劃和發展目標緊密結合起來,形成兩者的共生和良性發展機制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城市是大陸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活動的中心,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要深刻認識城市在大陸經濟社會發展、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

城市不僅是財富的集聚,城市的本質是可以提供一種有價值、有意義的生活方式。同時,城市也是精神生產和文化消費的主戰場。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首次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也把人文城市列為新型城市的五大內涵之一。文化消費政策、機制和戰略的研究制定,一定要認真研究城鎮發展的規律、趨勢和需要,把文化領域的供給側改革和高質量發展,與城市總體規劃和發展目標緊密結合起來,形成兩者的共生和良性發展機制。

當前需要警惕的是一些極端的「逆城市化」思潮。在城鎮化進程中,由於人口和資源的過度集聚直接提高了城市生活成本,在一些階段和一些局部出現了人口和資源從城市到農村的逆向流動,我們通常把這種現象稱為「逆城鎮化」。但無論從世界城市化的總體格局和歷史進程看,還是就大陸目前的「逆城鎮化」的體量和程度而言,大陸的「逆城鎮化」現象只是新型城鎮化的一種補充形式,在根本上不可能取代「城鎮化」這個當今世界和中國城市發展的主流,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城鎮化、逆城鎮化兩個方面都要致力推動」的主要原因。城市在任何時代都代表著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人文精神的最高發展水平,所以,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須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也必定要在大陸城市化更高的發展進程中得以做到。

(國家「十三五」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文化和旅遊部文化產業專家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