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共的社會動員與持久抗戰

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為保障持久抗戰的進行,最大限度動員廣大群眾,凝聚抗戰力量,保證了持久抗戰的順利進行。因此,對其進行系統的梳理,既可闡釋抗戰時期中共放手發動群眾與壯大群眾力量的方式,亦能深刻理解中共主管持久抗戰的根源所在。

 中共成為戰時社會動員之主導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國土廣闊,但國內紛爭不斷,國力不濟。中國政府並未因此構建一個持續有效的社會動員機制,抗戰準備也未能完成。

  一般而言,當一個民族遭遇外敵入侵時,民族心理勢必發生相應變化。受日本炮火的影響,中國知識分子與上層精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與「救亡圖存」的使命感不斷升溫,民族主義意識逐步覺醒。普通民眾也能感受到國家和民族的深重危機,發起抵制日本的愛國行動,呈現出抗日救亡的星火燎原之勢。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深感動員全國人民抗日的必要性,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委員會發布《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呼籲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展救亡圖存。中共不但呼籲民眾抗日,而且「還歡迎國民黨中央任何領袖、任何黨員來參加與主管抗日救國的神聖戰爭」。面對日本在華北不斷製造事端的態勢,中共中央強調,「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強盜計劃,除了動員全中國的力量給以堅決的擊破之外,是決不會改變的。如果以為日寇的侵略會停止於黃河以北,而我們可偏安於黃河以南,也是完全的幻想。和平絕不可能,抗戰決不可免,已經是明白無疑的事實。」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蔣介石思考是否決心應戰。他判斷「此時倭與我無開戰之利」,為應對事變計,採取部分動員的方略。蔣介石指望國際社會予以干預,以避免中日可能發生的大戰。但毛澤東對事態判斷要清醒許多,7月8日,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致電蔣介石,要求實行全國總動員,表示紅軍將士願為國效命,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周恩來也親上廬山,敦促蔣介石接受中共實行全民抗日的主張。

盧溝橋事變

  蔣介石受中共全面動員要求之所動,也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潮之影響,7月9日,開始思考處理對華北的戰事,「準備動員,不避戰爭」。7月23日,毛澤東寫《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強調堅決抗戰的方針,就是「動員全國人民,全國軍隊,爭取廣泛外援的辦法」。毛澤東在1937年8月1日出席延安召開的陜甘寧邊區第一屆抗戰動員體育大會上,表達了堅決打擊日本的決心,「把我們這里的方針帶到全國各地去,把我們的決心帶到抗日最前線去」。

  由於中國國力羸弱,亟須進行全面抗戰動員。誰能團結抗日力量,誰能擔當社會動員的主導權,誰就能最大限度獲取民心。國民黨雖表示抗戰,卻停留於部分的軍事動員,蔣介石擔憂「以倭寇有組織之國家,其全國動員,人人能發揮其戰爭之效用。惟我無組織之國家,事事皆須以一人當敵國之全體,可不懼乎」。結果,面對民眾的抗日熱情,國民黨竟無所動。外國觀察家亦能感到,抗戰初期北平淪陷後,許多群眾組織希望能夠得到官方的支持,「鄉里的遊擊隊、鐵路遊擊隊、護路隊等有可能在中國的防禦力量方面起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在那時,官方卻沒有任何協助武裝地方志願兵的打算」。

  中共卻主動擔負起全面動員的重任。毛澤東指出,「抗日需要一個充實的統一戰線,這就要把全國人民都動員起來加入到統一戰線中去」。中共主管的三大紅軍主力接受了國民政府的改編,迅速開赴抗日前線。毛澤東於9月1日在中央一級積極分子會議上的報告中稱,全國性抗戰開始,但還是單純的政府抗戰,壓制人民的積極性,必須動員一切力量,做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爭取勝利,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毛澤東雖認為國民黨準備應戰,但「目前還存在著嚴重的危機,即統治者怕群眾起來」。

  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表現出一定的主動性與積極性,組織了幾次大規模會戰。但是,國民黨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貪污腐敗成風,嚴重脫離下層民眾。相比較而言,中共的政黨組織和群眾基礎卻有明顯的優勢,動員效率更高。中共中央要求共產黨員「應該成為各地救亡運動與救亡組織之發起人,宣傳者與組織者,以誠懇坦白謙遜之態度與努力之工作,取得信仰及這類團體中的主管位置」。

  不過,戰時社會動員的任務頗為艱巨,中共也並非能輕易做到。一方面,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地區遼闊,交通不便,情況複雜多樣。另一方面,普通民眾民族危亡意識尚未達到自覺程度,尤其在廣大農村地區,文化教育十分落後。據李維漢觀察,中共初創的陜甘寧邊區,封建、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的狀態突出。「知識分子缺乏,文盲高達百分之九十九;學校教育,除城鎮教育外,在分散的農村,方圓幾十里找不到一所學校,窮人弟子入學無門;文化設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聶榮臻在一份寫給毛澤東的報告中稱:「這個地區,過去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由於舊的落後勢力與帝國主義的雙重壓迫,比其他地方特別顯得落後。人民政治生活的落後,沒有鬥爭經驗,文化閉塞,造成了政治相當的守舊與落後。」革命色彩濃厚的陜甘寧邊區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普通大眾更是階級、民族和國家意識淺薄,終日圍繞溫飽問題而勞碌不止,日出而作,日落而歸。如任其發展,民眾不能與國家命運緊密結合,黨與群眾涇渭分明,抗日力量無法凝聚,共產黨便難以紮根於群眾,更談不上持久抗戰。毛澤東對此深感憂慮,他在《論持久戰》中寫道:偏遠地區聽不到炮聲的人們,至今還是靜悄悄地在那里過活。這種情形必須改變,不然,拼死活的戰爭就得不到勝利。顯然,持續有效動員民眾參與抗日,是保證持久抗戰的關鍵。

 構建持久有效的黨政社會動員系統

中共如實施社會動員,保證持久抗戰,必須構建堅強有力的社會動員機制。1937年毛澤東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中指出,「我們主張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或者叫作全面抗戰。因為只有這種抗戰,才是群眾戰爭,才能達到保衛祖國的目的。」

1937年,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秦邦憲在延安

1937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共產黨員應該以抗日積極分子的面目參加到政府與軍隊中去,並取得其中的主管位置」「應該到處公開提出黨對於保證抗戰勝利的具體主張與辦法,批評其他黨派的不徹底與不堅決,以動員全國人民,環繞在我黨主張與口號的周圍」。不久,中共召開的洛川會議明確指示,「共產黨員及其所主管的民眾與武裝力量,應該最積極的站在鬥爭的最前線,應該把自己成為全國抗戰核心。」

  隨著局勢的發展,中共希望這種全面動員貫徹於全國各階級與階層。1938年6月30日毛澤東給《新中華報》題詞:共產黨員,應與各黨各派各界人民一道堅持抗戰,為驅逐日寇建設新中國而奮鬥,並在鬥爭中起模範作用,不達目的,決不停止。同時,毛澤東還認為這種全面社會動員,應當包括兒童。他給《邊區兒童》題詞:兒童們起來,學習做一個自由解放的中國國民,學習從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爭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變成新時代的主人翁。

  為全面動員民眾,主管持久抗戰,中共適時調整與完善黨的組織系統。1938年11月6日,中共召開六屆六中全會,重申黨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鬥爭的方針,確定把黨的主要工作放在戰區和敵後。會議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中共將黨的組織系統分為三級,即中央-地方黨組織-支部,力圖使黨的力量滲透到全國各地,明確動員職責。

  中共中央充分慮及地方的複雜性,賦予地方黨組織相應的自主權,有針對性開展社會動員,「必須可能到各種可能的變動,而帶有彈性與伸縮性,給地方黨以機動的餘地」。同時要求「地方黨必須嚴格執行中央的政治路線、決議與決定,不得有任何反對中央的言論與行動」。中央通過選派巡視員、召集會議、檢閱工作、下發決議和文件方式,加強與地方黨組織的聯繫,對地方黨組織有絕對的主管權與指揮權。地方黨組織充分承擔社會動員上傳下達的功能,遵從和傳達上級黨部的命令,並對下級黨支部予以工作指導。黨支部充分考慮到民眾的利益訴求,承擔具體動員的任務,經常了解群眾的情緒與呼聲,幫助群眾解決困難。

  陜甘寧邊區政府與根據地政權承擔著動員的具體重任。毛澤東反復強調陜甘寧邊區要成為「抗戰的堡壘,民主的模範」,力圖將陜甘寧邊區建設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民主政權,堅持「三三制」原則的頂層設計,保證了共產黨的主管權,又能動員最廣泛的各階級與階層參與。陜甘寧邊區政府包括參議會、政府和法院三部分,參議會是邊區的最高權力機關。1943年4月頒布的《陜甘寧邊區政紀總則草案》第一條就規定,「各級參議會為各級政權的最高權力機關,各級政府服從各該級參議會之決議。」參議會有選舉或罷免邊區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員及高等法院院長;監察及彈劾邊區各級政府、司法機關的公務人員;創制和復決重大事項,創制邊區單行法等事項的權利。邊區政府由參議會選舉產生,參議會的決策交由政府執行。

  邊區的鄉政府是政權的重要基層組織。鄉村生產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動員政策的實施,都由鄉政府主導完成。鄉政府主要主管人是黨支部成員或主管,保證了基層黨組織與政府組織的有機統一,形成了以黨支部為主管核心、以基層政權為執行主體、組織民眾積極參與的鄉鎮社會動員機制。

為深入動員群眾,中共還努力建立與主管抗日民眾組織,建立了統一的民眾組織——抗敵後援會,擔當政治動員、武裝動員、提高群眾的政治警覺性和動員群眾參與建設等主要任務。在鄉村,建立的抗敵後援會有「邊區青年救國聯合會」「邊區各界婦女聯合會」「農民會」等,吸引了90%以上的邊區民眾參加。中共在邊區行政村中還積極召開群眾大會,凡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事,都要通過召集群眾大會充分討論,做到人民自己當家做主的願望。毛澤東指出,「只有經過民眾的討論才能取得群眾更多的擁護」。

開展形式多樣的持久抗戰社會動員

如上所述,中共建立了完善的黨政動員體系,開展形式多樣的社會動員方式,黨組織、基層政權與民眾做到了完美的結合,黨和各級政府做到了完美的結合,呈現出高度組織化與民主化的特性,顯示了中共強有力的社會動員能力,保證了持久抗戰的順利進行。

  一是加強持久抗戰的人力動員。為做到持久抗戰,中共最大限度組織民眾參與於到抗日之中,鼓勵建立群眾武裝組織,並提供相應的指導,成為各種自衛隊,遊擊隊,通過多方援助與指導,提高他們的政治認識與軍事技術。1937年,陜甘寧邊區政府頒布了一個自衛軍的條例,規定所有青年,不論男女,都有分別加入自衛軍、少年先鋒隊,有武裝保衛國家、保衛邊區的權利和義務。邊區政府開展征兵動員、抗日軍人歸隊運動及慰問前線潰退友軍、傷殘官兵和家屬等一系列動員工作。

  二是加強經濟生產動員。由於戰爭連年征兵,各地青壯年普遍參軍,勞力力銳減,根據地遭受了日軍圍剿,國共關係倒退,1940年和1941年,各抗日根據地遭遇空前物質困難。為此,邊區政府制定了民生主義的經濟財政政策。在農業方面盡量增加糧食生產,因地制宜發展畜牧業,提倡和推廣植棉,軍隊實行屯田,推行減租減息政策;在工業方面,主要發展小手工業,製造日常生活用品等;在商業方面,實行戰時經濟政策,反對統制壟斷;此外還發展鹽業,建立國防工業,發展軍需工業,宣傳勞力模範的帶頭作用,舉行生產競賽運動等。通過上述發展經濟的動員,既改善了人民生活,也極大提高人民群眾生產的積極性,保證了抗日的物質需要。1940年3月,陳嘉庚訪問延安,對當時的人民生活狀況有所考察,「二年前伊等初來時到處多見穿破衣者,十左右歲女童無褲可穿者頗多。近來穿破衣者極少,女童雖數歲者亦有褲可穿。」

  三是加強政治動員。中共努力保證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的自由,保證人民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在政治和法律上保證男女平等,也使婦女最大限度參與到抗戰之中。在陜甘寧邊區進行的第一次民主選舉中,全邊區70%的選民都參與了選舉,參選婦女占了女性選民的15%左右。以延安裴莊鄉為試點的第二次民主選舉,裴莊鄉分為四個選區,三個選區的婦女參選者達到90%,更是出現了一部分的女參議員。

  四是加強文化教育動員。中共注重加強對民眾的文化教育,讓農民識字,傳播新的文化道德觀念,激發民眾的愛國主義情操,培育民族獨立與民族解放意識。譬如,通過對民眾的抗戰形勢教育,談及目前抗戰所處的困難,使廣大民眾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心。中共還把抗日教育融入根據地的國民教育體系中,編寫戰時教材,辦夜校,組織讀報會,設立劇團,成立俱樂部等形式,組織學校師生經常下鄉普及知識、宣傳抗日愛國。

  五是加強藝術傳播動員。中共重視通過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創作與傳播,作為社會動員的方式。戲劇界、音樂界、漫畫界和文化界圍繞抗戰主題積極創作大眾化、民族化作品,打造道德感召的人物形象,在實踐中親自傳送下鄉。中共經常組織文化工作團、戰地慰問團、服務團、訪問團、演劇隊和抗敵宣傳團,開展抗敵文藝活動,推進抗戰文學創作;編印抗戰宣傳材料和通俗文藝書刊;開展街頭劇、詩朗誦和讀報組等大眾文藝活動;在報紙上發表社論進行話語批判;通過集會演講宣傳日軍的侵略行為。譬如,在人民抗日劇社到陜北各地進行巡回演出時,有機關工作人員表示:「我們才感覺到劇舞有這樣的作用,在我們平時想盡辦法召集群眾談話,或者向他們談話,老是不容易召集起來,誰知你們表演新劇他們看了後,走也不願走,總是還想看……」

  經過中共持續有效的動員,鄉村民眾支持中共的群體與日俱增。他們不僅積極參加和響應黨的號召,還勸導和教育身邊的人配合中共的工作。正如毛澤東所說,「政府的人如不同老百姓結合,事情就辦不好」「八路軍有兩條規矩,一條就是官兵合作,一條就是軍民合作,大家親親密密團結起來,日本一定打倒的」。中共在社會動員過程中,形成了一種良好的「動員—回應」模式,贏得了鄉村民眾的大力支持和廣泛認同。

  中共通過社會動員,積極引導民眾投入抗日救亡之中,與民眾聯繫不斷緊密,使民眾的生存需求與持久抗戰高度一致,民眾的愛國主義得到喚醒,民族意識得到激發,抗日熱情不斷促長,夯實了持久抗戰的群眾基石。

  

(作者單位:湖南科技大學)

作者:劉大禹 柳敏

編輯:陳曉燕 呂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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