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能打敗槍嗎?

電影《7月22日》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愛能打敗槍嗎?

本刊記者/楊時暘

本文首發於總第875期《中國新聞周刊》

某種程度上說,是男主角的表情成就了這部電影,在製造了恐怖襲擊被警方收押之後,他那張臉上漸次呈現出複雜的、耐人尋味的豐富表情——理性與瘋癲交替上演、自我克制的紀律感與殺戮本能的狂喜之間的張力以及一種難以名狀的扭曲。他的那張臉變成了一面鏡子,反射出北歐難民問題現實困境之下的諸多複雜面相。《7月22日》是關於恐襲的電影,這沒錯,但它又不只是像《恐襲波士頓》那樣只負責描述一次慘絕人寰的災禍以及人間大愛的相互扶持,它還把很多拷問藏在了故事與情感宣泄的縫隙裡,緩緩釋放。

《7月22日》根據挪威發生的最致命的恐怖襲擊事件改編而成。安德斯是一名極右翼挪威公民,他同時製造了兩起恐怖襲擊,第一次,用汽車炸彈炸毀了一樁建築,挪威首相就在不遠處;緊接著,他趁亂直接去往一個小島,開槍殺死了77名正在度夏令營的學生。之後,面對趕來的警察,束手就擒。

更多的關於恐怖襲擊的電影都會因為犯罪者的身份而容易套進黑白分明的框架,但這個故事造成了更為尷尬的困局。安德斯把警方的審訊和之後的庭審變成了一場宣揚自我政治觀念的劇場,他不是外來移民,而他所做的一切暴力行為的目的是為了反對移民。在他心中,是那些移民和難民造成了當下挪威、北歐甚或歐洲的一切問題,恐怖主義泛濫、犯罪率上升。而吊詭的是,安德斯為了反對這一切,選擇了用暴力對抗暴力,用犯罪消弭犯罪,並為此編織了一套話術。他所針對的人群是無差異的殺戮,除了無辜的市民,還有那些他口中的「精英的孩子」,在那座小島上度夏令營的孩子們都是精英階層的後代,在安德斯心中,他們以及他們父母的觀念、虛偽的善心以及對於虛妄的政治正確的堅持是造成如今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源。所以,在他心中,他殺戮的不是孩子,而是潛在的自大政客、商界精英與知識分子。

電影《7月22日》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從理性的角度去審視,安德斯的行為是不可理喻的,他的觀點也錯漏百出陳舊不堪,但他用如此極端的行為讓一切平時人們避而不談的問題都慢慢浮動出水面。安德斯的媽媽知道兒子所做的一切是不可饒恕的,但面對著律師,她低聲說,「他其實也沒錯,他是為了這個國家,不是嗎?」在法庭上,安德斯承認所做的一切,但拒絕認罪,他說,「我是愛國者。」一切都困在這裡,困境是驅動這個故事向前的終極動力,他的方式,文明世界沒人能夠讚同,但他所提出的對於社會失序問題的追問,卻是那些所謂的文明人和文明方式無法解決的。

《7月22日》的導演保羅·格林格拉斯曾經執導過著名的《諜影重重》以及《菲利普船長》等商業片,這一次,他完全捨棄了慣用的類型片的敘事模式,轉而啟用了一種極其冰冷的語氣,用雙線敘事的方式交織敘述安德斯在警局和法庭上的表現,以及一個受傷的男孩艱難的身體康復與心理重建過程。這兩條線索成為了精神上的對峙,瘋癲與文明的,扭曲與健康的,仇恨與愛的,這兩條線索在各自的空間裡兀自展開,然後在最終的庭審中糾纏到一起。客觀地講,最後那句,「他們有槍,我們有愛」的說辭攪亂了電影之前一直努力設置的緊繃和冰冷的氣質。但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正好是北歐的現實,甚至是那個恐怖分子安德斯所言的現實,一種不切實際的泛愛論調,容忍了越來越多的惡行。這又是一重尷尬也無解的困境。

文明,其實是很容易被撕裂的,又很難以重新縫合。在這樣超越人類底線的恐怖事件發生後,所有詭異的事情都慢慢顯形,律師接到了恐嚇電話,自己的孩子被驅逐出學校,人們很快就這樣失卻理性。但與此同時,嫌疑人在警察的問訊室裡吃著披薩,喝著可樂,坐在沙發上侃侃而談,不像審訊,更像訪談。有關文明的表現與表演,處在一種微妙的區間。安德斯不是一個個案,他的背後其實有一群和他秉持相同價值觀的人,他們成為了新的恐怖威脅,計劃用新的恐怖行動去對抗舊的恐怖威脅。到底是哪一環出現的問題讓一切積重難返到這樣的境況。

封面圖片來源/豆瓣

值班編輯:羅曉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