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者徐健:除了軍國主義,德意志歷史留給人類的別樣遺產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閒談新知」

作者 / 徐健,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對第一帝國的興趣也是出於對第三帝國的反思,出於對德國歷史發展「特殊道路」的反思,人們試圖追問為什麼第一帝國中的一些制度性因素,特別是通向現代社會的制度性因素,比如聯邦制的傳統、法治和自由傳統等沒有延續下來?

為什麼要突破現代文明的敘事模式來理解德國

對於今天這個題目——德意志的現代文明之路,最初我是有點困惑的,怎麼解釋德意志的現代文明?剛才任劍濤老師建構起了一種由歷史、哲學、宗教、文化等構成的德意志文明模式,但今天我的發言可能要突破這種現代文明的敘事模式。原因在於德國人本身是不太喜歡用「文明」這個詞的,在德意志的思想語境裡,「文明」這個概念是貶義的,相比之下德國人更喜歡用「文化」。

斯賓格勒在談到「文明」時是把它當作高度發展的文化的衰微階段來看待的。他把一個偉大民族和帝國歷經鼎盛時期而變得停滯不前或者蕭條不振時,作為「文明」來描述。而「文化」則是高度發展的鼎盛時期的一種社會形態和運用智慧的方式。這樣,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什麼在德意志的思想語境中「文明」一詞不受歡迎。由斯賓格勒對文明和文化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文明是一種墮落的形態,而文化才是一種智慧的表達。

埃利亞斯,德國的社會學家,他有一本書叫《文明的進程》。盡管書名用了「文明」一詞,但作者表達的看法卻是:文明是有真正用途的事物,而這種「有真正用途的事物」不管價值如何只能屈居第二,因為它只是由人類的外部表現、人類生存狀態的表象所組成的,像國家制度、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等都可以被納入到文明的范疇裡。而真正令德國人引以自豪,用於闡釋自身成就和自身存在狀態的詞匯,應該是文化。文化是從這種文明發展的歷程當中跳脫出來的東西,它是神學,是思想、藝術,它有自己的一套規範,有自己的一套價值和理想。換句話說,真正有自己的精神的才是文化。

《文明的進程》書影

這種現象的產生跟德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有一定關係。因為與歐洲其他國家如英國、法國相比,德意志民族從來沒有經歷過一個正常的成長過程,沒有達到任何類似於成熟的階段。德國文化史家艾裡希·卡勒爾就不無抱怨地說,德意志總是處於「延長的青春期」,處於「沒完沒了的成長狀態」。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德意志沒有一個民族國家的明確邊界,缺少推動歷史的、能在歷史進程中表達自己的政治實體。正是因為歷史發展緩慢,所以德意志人對文明抱有一種審慎態度,因為「文明」恰恰是以「國家」這種政治實體的發展程度為考量依據的。

所以,當德意志民族需要確定和表達身份認同時,往往會借助「文化」去批判「文明」。比如,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在1455年被重新發現,並且再次出版時,日耳曼人就被塑造成了德意志人的祖先,具有廉潔、忠誠、勇敢、簡樸的秉性,是自然的化身。相比之下,法蘭西和義大利的文明則沉迷於物欲和奢侈,是腐化和墮落的。而19世紀初普魯士人反對拿破侖的解放戰爭,也被解釋成了歷史上的第一場「文化戰爭」。在耶拿-奧爾斯塔特戰役戰敗之後,普魯士國王聲稱,「現在國家要以精神的力量來統治了」,並且創辦了柏林大學,即今天洪堡大學和柏林自由大學的前身。這種態度體現的是對文化的認同,而不是對文明的認同。法蘭西代表文明,德意志代表文化,兩者之間是文化對文明的戰鬥。

一戰之前,這種想法依然沒有改變。在那時德國人的思想意識中,工業社會的到來、工業文明的繁榮導致了人類精神的商品化、庸俗化。所以對德國人來說,這個時候應該做的是淨化人類的靈魂,讓人類免於現代文明(西方文明在內)的污染。所以一戰的爆發,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成德國人試圖建構一種新的自我,用文化的現代性代替文明的現代性,試圖以戰爭這種大膽的、魯莽的行動,去宣傳這樣一種文化和文明之間的對立。

工業化時代的環境污染

對德意志人的文化和文明觀念, 我還想從另一角度做點解釋,即「文化」是德意志人用於區別他者,來確定自身文明獨特性的標籤。因為文明雖然是復數形式的,但是每個文明都是與眾不同的。雖然文明有共性,這個共性就是今天所說的普世性。在歷史發展演進過程中,一種文明會和其他文明進行交流和接觸,吸收別人的優點,並且把它變成自己文明的一部分。所以說現代文明就是一種普世文明,它是從啟蒙以來所開啟的普世文明,與進步的觀念是相關的。但是,這種普世性的現代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會產生一種現象,即所有的人(文明)都按照一個規則行動,一個節拍跳舞。大家越來越相似,無論是社會制度還是穿著舉止都是這樣。所以埃利亞斯說,文化的作用就在於讓一個民族和別的民族不同。文化是與生俱來的,不是規則,是習慣。德意志的思想從赫爾德開始,一直是強調民族的文化特性。在《人類歷史哲學要義》中,赫爾德在強調歷史規律、人類進步的同時,注重發現各民族歷史的獨特性。他後來被看作是浪漫主義史學的開拓者。

意志文明的演變

至於德意志文明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從德意志的歷史中去尋找。

老實說,所謂的「德意志文明」給我們帶來的往往是負面形象。與英格蘭文明指涉代議制民主、現代工業經濟;法蘭西文明指向「自由、平等、博愛」的現代價值理念不同,德意志文明則容易讓人聯想起「軍國主義」、「極權主義」、「納粹主義」,以及與此相關的人類所犯下的種種惡行。

剛才任老師提到德國歷史學家邁內克,在《德國的浩劫》裡,邁內克為作為「文化民族」的德意志轉向「強權國家」的德意志之間劃定了分水嶺。他認為俾斯麥是一個臨界現象,在他的身上還保持著某種程度的權力與文化的綜合,而1866年普奧戰爭後,在權力與文化、國家與精神的綜合中,德意志緩慢但卻穩步地向強權國家轉變了。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國建立後,這種轉變就更厲害了。德法戰爭後,尼采曾評論說,「德意志的崛起只意味著一件事:重力中心的轉移。全世界都明白,在真正重要的領域——文化領域,德國變得不值一提……人們會永遠對一個事實驚愕不已,那就是德國不再有真正的哲學家。」雖然一戰前夕,還有93位教授聯合署名《致文明世界宣言》, 宣稱德意志文化與普魯士軍國主義可以和諧共存,但此後的發展進程卻表明,德意志帝國最終還是走上了沒有文化和精神的「強權國家」的不歸路,而這條路的盡頭就是納粹的統治。

位於柏林的俾斯麥雕像

雖然我們不否認對德意志作為「強權國家」的歷史的批判,也不想如戰後德國的一些歷史學家那樣殫精竭慮地為德國歷史做辯護,他們從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基礎,從西方文明的工具性手段等等入手,去尋找德國作惡的根源。但我們仍然要承認,德意志的歷史結構、歷史進程、歷史環境和歷史經驗,提供給我們的遠遠比我們現在所了解的要豐富、要複雜。而且我相信,隨著人們對德意志歷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德國歷史的其他一些特性也會從不同角度得到揭示。

德意志歷史的別樣遺產

德意志歷史的豐富性和複雜性首先可以從中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的歷史中看出來。近年來,關於這個帝國的歷史,學界的評價普遍比較積極。

對第一帝國的關注源於今天的歐盟,學者們要從帝國的歷史中尋找歐盟產生的法理根源,尋找它對於歐洲未來的建設性意義。當然,對第一帝國的興趣也是出於對第三帝國的反思,出於對德國歷史發展「特殊道路」的反思,人們試圖追問為什麼第一帝國中的一些制度性因素,特別是通向現代社會的制度性因素,比如聯邦制的傳統、法治和自由傳統等沒有延續下來?如果這些制度被培養、傳承和發展,日後的德國很有可能會走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

前不久北大德國研究中心舉辦了「中國與歐洲:新帝國與舊帝國」工作坊,洪堡大學的Martin Heger教授做主旨發言,關於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他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作為法律共同體,提供了全國性的法律文本,包括羅馬法、加洛林法典、卡爾五世刑法等,它還確立了帝國最高司法裁判權(帝國有最高法院)。在宗教改革導致帝國分裂後,按照「教隨國定」原則又派生出了「遷徙權」、「自行商議權」。不僅如此,在帝國超越疆域意義的框架結構內,它還做到了多元政治的統一和平衡:皇帝與教皇平起平坐,中央與地方之間存在合理的等級制度和政治秩序;城市自治得到保護,城市擁有自由發展的空間。

其次是對普魯士國家的理解。普魯士是在帝國北部邊陲的不毛地帶發展起來的,關於這個邦國有很多負面的印象。不過,在「強權政治」和軍事國家的表象之外,對普魯士「國家」的理解還需要更為客觀,不帶感情色彩。普魯士的君主雖然是絕對的統治者,但他跟法國的君主不一樣,普魯士的君權不是「神授」的,而是建立在社會契約之上的。在認同「契約」的基礎上,它成為國家制度的一個部分,服務於「完全的福利國家」。國家是代表整體利益的,1794年頒布的《普魯士國家通用法典》建立在啟蒙原則的基礎上,在強調國家利益至上的前提下,並不否認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在個人、等級和國家之間,國家是中心,其次是等級,而後是個人。個人、等級(社會)和國家之間的關係得到明確界定,成為政治秩序的基石。而君主代表國家,是「自由和受約束的」,這種約束既來自於司法權和王權的分離,等級議會的咨詢作用,也與官僚機構一定程度的獨立性相關。不能否認,普魯士是個「法制國家」。

第三,關於德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德意志社會主義」。德國不是最早做到工業化的國家,但卻是第一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西方國家。怎麼解釋這個現象?剛才談到普魯士時,其實已經談到了這個問題,還是應該先把社會、國家的概念搞清楚,社會—國家的思想在保障體系的建立上起了很大作用。在19世紀後半葉,德國學界一位非常重要的行政思想家——洛倫茨·馮·施泰因就認為,國家和社會不是兩分的對立關係,國家本身就是社會,是國家之為社會,是作為社會的國家而存在。這種思想和西方邏輯有所不同,在對工業化以來的資本主義社會和現代資產階級國家批判的基礎上,德國產生了以社會意識和「社會行政」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思想。

德國的社會福利覆蓋面非常廣,從老、幼、病到住房和失業等一應俱全。

所謂社會行政就是由國家來承擔責任,推動經濟和社會進步。政府行政的基礎是生存關懷,政府要關心每一個人的基本利益,如他們的生存安全、教育平等,並促進社會的流動性,合理分配勞力財富等等。這樣一種思想,加上其他的因素,如比較成熟和發達的官僚制度,為德國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提供了有效的技術支持。在19世紀80年代,德國就有了醫療保險、工傷事故保險、養老保險。到威廉帝國時期,德國的保障體系更為完善,覆蓋的範圍更廣。這些都是「德意志式社會主義」的具體實踐。

以上三個方面只是德國歷史的幾個小片斷,並不能包攬歷史的全貌。德意志歷史學家們往往也會給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形成不同的史學派別。有的史學家很有批判精神,慣於發現德意志歷史進程中的「非常規性」,並尋找和分析導致「非常規性」的歷史原因。而有的歷史學家則更願意將德國歷史放在整個世界和歐洲歷史的進程中,在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進程中去發現和探討德意志歷史的特性。歷史學家的價值分裂提醒我們,歷史是非常複雜的,歷史事實呈現出來的也往往有不同的面向。

(本文為徐健教授在閒談系列「德意志的現代文明之路」活動上的發言,經嘉賓本人修訂,編輯:未雪梨,標題為編者所加。)

嘉賓介紹

徐健,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世界近代史學會副會長。德國洪堡大學、柏林自由大學、愛爾蘭根大學、拜羅伊特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德國近代史、普魯士政治制度史、近代中德關係史。著有《近代普魯士官僚制度研究》(2005年)、《往東方去:16-18世紀德意志與東方貿易》(2013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