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給受害家屬的諒解書,標上了價格?

「男子毒針紮死女友」的案子宣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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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初,25歲的王強在網上購買了毒針和麻醉針。此前,他的女友劉雲多次提出分手,王強眼看覆水難收,動了殺心。他先用流浪動物做實驗,然後去劉雲家裡,在女友身上紮了兩針,導致女友死亡。

他買的毒藥叫「氯化琥珀酰膽鹼」,這是一種讓全身骨骼肌鬆弛的藥物。

注射該藥後,人的意識清醒,卻動彈不得,呼吸肌癱瘓,活生生被憋死。可以說,死者死得非常痛苦,而兇手手段十分殘忍(前段時間在沙烏地駐土耳其領事館被活活肢解的記者卡舒吉,有人懷疑行刑的法醫就給卡舒吉注射了這種藥物)。

幾天前,判決結果出來了。王強沒有被判處死刑,甚至不是死緩,只是無期徒刑。北京一中院在判決書上寫的理由是:

被告在親屬協助下,積極賠償被害人親屬經濟損失並取得諒解,法院依法對其從輕處罰。

輿論一片嘩然。

兇手家賠了錢,死者家簽了諒解書,法院從輕發落,兇手撿回一條命。怎麼看怎麼像兇手花錢買命

也有許多人指責死者家屬,居然為了錢就「諒解」兇手,分明是用女兒的命賣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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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案子讓我想起,十幾年前,我在央視《社會記錄》欄目做過一期節目,是一樁殺人案。時間太久遠,我已經不太記得前因後果,但其中一個細節卻至今都深深刻在我的大腦裡。

兇手的父親,千里迢迢來到一個陌生的城市,找到受害者家,希望受害家屬能給法庭寫一份諒解書,這樣可以救自己兒子一條命,不被判死刑。

受害者是一名三十多歲的農民工。他死後,妻子跟人跑了,丟下兩個五六歲的孩子,給爺爺奶奶撫養。

兩個風燭殘年的老人,住在城鄉結合部的出租屋裡,沒有收入。家裡破敗不堪,還要拉扯兩個孫子孫女,狀況淒涼,慘不忍睹。

受害者父母一看到兇手父親,失去兒子的種種痛苦記憶瞬間被喚醒,兩位老人幾近崩潰。兇手父親在門口站了幾個小時,空氣中彌漫著悲鳴和憤恨。

兇手本人窮困潦倒,沒什麼錢賠償受害者家屬,但他父母救子心切,東拼西湊了五萬塊錢,願意補償給受害者家,條件是他們必須給法庭寫一封諒解書

受害者父母對兇手恨之入骨,恨不能他立刻被槍斃,談何諒解?

但他們需要錢,他們實在太窮了!兒子已經死了,還有孫子和孫女要養活,年邁的他們要如何選擇?

他們又能如何選擇?

最終,他們接受了這五萬塊錢,給法庭寫了一封諒解書。

是的,五萬塊錢!

在很多刑事案件中,都能看到這樣心酸的諒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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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我採訪過的不少刑事案件受害人。我當然知道,許多受害家屬拿到賠償款後寫的諒解書,並不是發自內心,而是因為錢。這只是一種言不由衷的被動諒解,而不是出自真心的寬宥和原諒。

但是,很多受害家屬,只要你離他們近一點,打量一下他們的生活,就很難再輕易指責他們「拿命換錢」。

我們總是很容易替別人選擇,卻永遠無法替別人生活。

許多惡性刑事案件中的受害者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無以為繼。別說五萬塊,就五千塊都能把他們逼得走投無路。

他們真的很需要救助。然而悲劇的是,能給他們提供經濟補償的,只有殺害他們親人的兇手家屬。

所以,真正的問題在於,為什麼受害者家庭,必須在獲得應當的賠償和讓兇手償命之間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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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當然也包括中國,對刑事犯罪的追究分為兩部分:

一是刑事責任,追究的主體是國家;

二是民事責任,追究的主體是受害者或者受害者的親屬。

這意味著受害家庭因刑事犯罪而產生的經濟賠償問題,是犯罪分子和受害者家屬之間的個人事務。

許多問題由此接踵而來。

犯罪分子中有大量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失敗者、混混,他們犯下滔天罪行後,根本沒有任何賠償能力。這種情況下,法院雖然可以在刑事附帶民事判決中判決被告賠償受害者損失,但事實上,受害者家屬根本得不到任何賠償

這樣一來,犯罪分子雖然被判了重刑或者死刑,國家層面的司法正義得以做到,但受害者家屬卻無法獲得應有的賠償,這一層面的司法正義,實際上是缺失的。

針對這種情況,201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其中第二十三條規定:

被告人案發後對被害人積極進行賠償,並認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為酌定量刑情節予以考慮。因婚姻家庭等民間糾紛激化引發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對被告人表示諒解的,應當作為酌定量刑情節予以考慮。

這條規定的目的,就是希望被告人能夠積極賠償受害者家屬。

但在實踐中,被告人多數並不其備賠償能力,加之關押在看守所,也難以籌集賠償。所以現實中基本上都是被告親屬找到受害者家屬,代為談判、賠償。這類談判在被告有可能被判死刑的案件裡最為常見,因為被告人家屬救人心切,賠償最為積極。而法院也將這種家屬代為的賠償,視同被告本人的賠償,作為從輕量刑的依據。

這樣一來,一些受害人家庭獲得了經濟賠償,經濟窘境或許得到稍許緩解,但也帶來了新的問題:

首先,許多受害者家屬寫下的諒解書是違心的,被告因此被輕判也並非他們本意。這種因為經濟賠償所做的妥協,給受害者家屬帶來了新的創痛。

如果沒有經濟壓力,他們絕不會選擇「原諒」殺害自己親人的兇手。親手寫下諒解殺人兇手的諒解書,對他們來說,這是心靈上的二次傷害

另外,這種判決,也給公眾造成一種「花錢買刑」,甚至「花錢買命」的觀感。

如果犯罪嫌疑人真的悔罪認罪,受害者一家真心原諒,依法輕判當然沒有問題。但是,當這一切的主導不是真實的意願,而是賠償金,誰能保證被告的悔罪也是真實的?這種立意於受害者家屬經濟困頓提交諒解的判決,很難被認為是真正的司法正義。

那麼,還有別的辦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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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人類社會的求解之路永遠不會停下腳步。

大約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在北歐和日本,這種傳統的司法理念和制度設計,慢慢開始發生了變化。

其中最為核心的一點,就是將受害人及其家屬的救濟和補償,由受害者家庭和被告之間的私人事務,變成一個由個人、政府、社會多方解決的公共方案

這種新理念認為,受害人及其親屬因為刑事案件受到的傷害,必須得到充分的補償,才算是真正做到了司法正義。由於單純依靠被告無法做到這一目標,政府必須承擔起必要的救助責任。同時,也可以設立專門的救助基金,用保險的方式來做到對刑事案件受害者家庭的救助。

以我們的鄰國日本為例,日本的刑事受害人救助分為兩部分:

一是設立刑事受害人救助金;

在刑事案件中受到傷害導致終身殘疾或者失去生命的受害人,其本人或者親屬可以申請救助金,金額大約在1000萬-4000萬日元之間。

二是社會救助體系;

日本有專門的《刑事被害人基本法》,規定地方政府對刑事案件受害人及其家屬有救助義務,比如幫他們尋找工作、減免稅收,甚至包括心理疏導。

上述兩項救助體系不僅僅限於日本國民和日本境內,外國人在日本只要有固定的居住場所,也可以受到救助。日本國民在外國遭遇刑事案件受到傷害,其家屬也可以申請。

這項制度的功能有二:

1.給遭受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或遺屬實實在在的救濟,幫助他們度過人生的劫難,重新開始生活;

2.讓受害人不必過於期待從加害人那裡獲得賠償,避免受害者親屬迫於生活壓力不得不與兇手親屬達成被動諒解,妨礙司法正義的真正做到。

這一救助制度還蘊含著一個更深的道理:

作為政府,原本有義務為公民提供安全的環境,補償金也是政府由於沒有盡到責任表達歉意的一種方式。

在日本實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三十年間,依然有不少惡性案件的受害人遺屬在訴訟階段選擇原諒了被告,但這種原諒,再也不是基於生活困頓,而是源於被告真實的認罪和悔罪,以及遺屬們發自內心的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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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們國家也正在逐步建立刑事受害者者家屬救助制度,但一方面,申請條件比較苛刻,救助金數額比較低,另一方面,向大眾普及程度也不夠,很多受害人家屬並不知道可以申請。而與日本類似的社會救助體系,還完全看不到端倪。

希望未來有一天,我們國家的刑事受害者親屬,也都能享受到來自政府和社會的充分救助。

希望這些已經承受了巨大不幸的家庭,在親人被害之後,不必再在尋求正義和接受賠償之間,做著痛苦而艱難的選擇。

希望人間的惡少一點,也希望人間的痛少一點。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