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扔掉的寶貝,日本人撿到後稱霸亞洲

用史學家黃仁宇的話來說,萬歷十五年(1587年),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年份。

江西人宋應星就出生在這個無關緊要的年份。

他出生之時,家、國雙衰——比國家衰落得更快的是他的家族。從三代俱封尚書的高光家族,到暗淡無光的普通家族,只用了三四十年。

據說,宋應星少年天才,過目不忘。但這些對於他個人命運、家族命運的扭轉,毫無益處。

他一生最大的光榮,就是和哥哥宋應昇在江西鄉試中,雙雙考中舉人。

此後,他五次進京考進士,每次都當了炮灰。

沒辦法,縱有凌雲志,他一輩子也只能茍且在縣城教諭這樣無權無錢的職位上。

但他始終心有不甘,於是時常沒日沒夜、吭哧吭哧地寫書。

大概50歲的時候,他的書殺青了。這時,他告訴世人:

「傷哉,貧也!欲購奇考證,而乏洛下之資;欲招致同人商略膺真,而缺陳思之館。隨其孤陋見聞,藏諸方寸而寫之,豈有當哉!」

翻譯過來就是,貧窮限制了我,我沒有錢購買參考資料,也沒有條件邀集同人集思廣議,只能寫成這個樣子了,能不傷心嗎?

還好,他有個好朋友塗伯聚,幫他把書印刷出版了。

這一年是1637年。

很多很多年以後,歷史學家說起1637年,總會強調這是一個奇特的年份。這一年,東西方同時出版了影響人類的兩本書。

一本是歐洲近代哲學奠基人笛卡爾的《方法論》,另一本,正是宋應星的《天工開物》。

令人嗟嘆的是,這兩本偉大之書的命運截然不同。前者樹立起理性主義的大旗,借助科學實踐掀起產業革命,科技文明的曙光照亮西方。

而後者,卻開啟了一段雲霄飛車般的奇幻傳播旅程。

▲宋應星塑像:一個奇人寫了一本奇書。

宋應星是個奇人。在《天工開物》問世大約300年後,地質學家丁文江如此評價他:

「士大夫之心理,內容乾燥荒蕪,等於不毛之沙漠,宋氏獨自辟門徑,一反明儒陋習,就人民日用飲食器具而究其源,其活力之偉,結構之大,觀察之富,有明一代,一人而已。」

這幾乎是把宋應星捧上天了。

《天工開物》到底是本什麼書,會讓宋應星贏得「有明一代,一人而已」的極高讚譽?

簡單說,這本書記載總結了大量農業、工業中所需要的培育、生產知識,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科普體系,並有意識使用數據記載,使整本書更加實用。

西方人稱這本書為「中國十七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

這本書初版時,在國內的銷量並不好。沒幾年,大明亡了。清初,有個叫楊素卿的福建書商發現了這本書,並把他包裝成了暢銷書。

當時很多人因此知道並讀到《天工開物》。

宋應星撰述此書,目的是通過實學,來達到富國強民。他的骨子里還是有為時代把脈,並開出藥方的想法。

晚明的思想、經濟以及科技發展勢頭,實際上並不落後於西歐。當時,資本主義萌芽在江南產生,一些思想家呼籲人性解放,另一些人倡導實用主義,擺脫既往的道德話語束縛,不再將科學技術視為「奇技淫巧」。

他們通過田野考察、收集整理、記錄數據、歸納分類等方法,寫出了一批科技著作。比如,地理學有徐霞客的《遊記》,藥物學有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水利工程有潘季馴的《河防一覽》,農學有徐光啟的《農政全書》等等。

大家公認,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是這股實學潮流的集大成之作。

如果沒有清軍入主中原,並在康雍乾時期實行倒退的政策,按照晚明的發展勢頭,中國並非沒有可能走上類似西歐的近代文明之路。

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明清易代之後,晚明重視科學技術的潮流就逐漸被掐斷了。

▲《天工開物》中的插畫。

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在清初火了一陣子之後,突然間銷聲匿跡,完全絕版。

他本人在貧困中度過了晚年的時光,大約在康熙五年(1666年),離開了人世。臨終前,他把一生的經驗教訓,作為「宋氏家訓」留給子孫們:一不參加科舉,二不去做官,只在家鄉安心耕讀,以書香傳家。

也好,他死得倒是時候,看不到自己寄予厚望的書將被冷落到何種程度。

乾隆時期,朝廷以編修《四庫全書》的名義,對全國的圖書進行大規模的審查。原先流通的許多書籍,在這次號稱「偉大的文化工程」之後,就在歷史上無故「失蹤」。

嚴格來說,《天工開物》並未被禁毀,它只是被四庫館臣置之不理。

這麼好的書,為何被官方無視?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四庫全書》的收錄,沿襲傳統尊經重史的慣例,對科技書籍不感冒;另一個是,宋應星這本書中對明朝的推崇、對女真族的鄙夷,觸犯了政治禁區。

然而,不被《四庫全書》收錄本身並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不被收錄後的命運。

由於《四庫全書》的態度傳達了官方輿論導向,致使《天工開物》被無限上綱上線成為政治不合格的書籍。在政治正確的主導下,以及文化的權力控制下,再也沒有人敢印刷這本書了。

這一文化高壓的結果,導致了《天工開物》在中國消失近300年。

吊詭的是,這本書在中國銷聲匿跡的同時,在另外的空間卻異常火爆。

《天工開物》在歐洲,被翻譯成12國語言,傳播甚廣。歐洲學者稱,這本書「直接推動了歐洲農業革命」。宋應星則被稱為「中國的狄德羅」。狄德羅是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百科全書派的代表人物。

在日本,這本書從17世紀末傳入後,就火得一塌糊塗,不斷被再版和重印。因為這本書,日本還曾流行過富國濟民的「開物之學」。日本人將此書奉為「植產興業」的指南,非常實用。

一直到了民國時期,這本書「出口轉內銷」。中國人通過日本的版本,才知道我們原來有這麼偉大的一部書。

▲民國重刊《天工開物》,依據的是日本的版本。

可悲的是,同樣的事情發生一次還不足以證明清朝統治者的愚蠢,必須讓它發生兩次才行。

時間已經到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鴉片戰爭之後,大清在天朝上國的良好幻覺中,挨了英國一頓暴揍。又是賠錢,又是割地,慘痛至極。

這一年,湖南人魏源的《海國圖志》在揚州刻印出版。

這部書第一次全面而系統地描述了天朝之外的世界狀況,不僅包括各國地理,還包括關於外國造船技術和武器生產的盡可能完備的論述。

在大清新敗的時候,出版這樣一部大書,無疑是想為習慣了閉關鎖國的中國人,打開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戶。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條古訓,並不過時嘛。

然而,魏源還是太天真了。

甫一出版,頑固派的罵聲就撲面而來。他們無法接受書中對西方蠻夷的「讚美」之詞,他們的自尊心強到聽不進一句別國的好。在他們的心里,鴉片戰爭輸了,但天朝還是天朝,蠻夷還是蠻夷,世界未曾因為一場戰爭而改變。

於是,有官員主張將《海國圖志》付之一炬。

遭到無端非議的《海國圖志》,在國內的印刷數僅有千冊左右,隨即被列為禁書。

再後來,連談論這部書都成為禁忌。左宗棠曾無奈地指出,《海國圖志》問世20年,中國根本沒變樣,「事局如故」。

▲《海國圖志》的傳播:牆內開花牆外香。

魏源公開刊印《海國圖志》,其實需要極大的勇氣。尤其是,他在書中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更讓動輒「老子天下第一」的帝國統治者備感不爽。

就算是林則徐,昔日的對英強硬派,在真切感受到中英的實際差距後,也選擇了沉默。

從政經驗豐富的老林,或許早已悟到:你不可能叫醒一個裝睡的帝國。

在發配充軍的前夜,林則徐約曾經的幕僚魏源長談,將自己未編纂完成的《四洲志》托付給他。

魏源勇敢地站了出來,這才有了《海國圖志》。

假如他當時能夠預見到在他死後近20年,光緒年間一個湖南老鄉的命運,不知道他會作何感想?

他的這個湖南老鄉叫郭嵩燾。

擔任駐英公使後,郭嵩燾在日記中說了英國的好話,穿了洋人的衣服,學了洋人的禮節,這就引起官民兩界人神共憤。

在湖南長沙準備鄉試的考生,不僅燒毀了郭嵩燾修復的玉泉山林寺,還揚言要搗毀他的住宅,開除他的湖南省籍。連郭的老友劉坤一也質問他:「何以面目歸湖南?更何以對天下後世?」

你要知道,《海國圖志》的初版,還在此之前30年。魏源沒被逮起來,僅把他的書當作禁書,已算萬幸了吧?

▲魏源:睜眼看世界,怎麼這麼難?

可是,比起日本人初見《海國圖志》如獲至寶的興奮,我又感覺大清治下的中國確實是不幸的。

在《海國圖志》初版8年後,1851年,一艘中國商船駛入長崎港。日本官員在例行檢查違禁品時,翻出了3部《海國圖志》。

從此以後,日本人對這部書上了癮。

當時,黑船事件使得日本面臨中國同樣的命運。列強向日本伸出侵略之手,日本的有志之士都在尋找出路,《海國圖志》的出現,恰是時候。

日本人通過這部書「睜眼看世界」。

一時間,《海國圖志》成為日本官員和學者研讀的經典著作。因為過於暢銷,一書難求,短短幾年間,這部書的價格就漲了三倍。

日本維新派人士將此書作為「必讀之書」,引魏源為「海外同志」。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等等都深受此書影響,以至於梁啟超後來說,日本的明治維新是《海國圖志》間接促成的。

▲梁啟超:明治維新是《海國圖志》間接促成的。

與此同時,在中國,兵部左侍郎王茂蔭曾向皇帝推薦《海國圖志》,奏請廣泛刊印。結果,收不到一點兒反饋。

難怪得到《海國圖志》滋養的日本人,不好意思地感慨說:

「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所用,而反被琛於他邦。吾不獨為默深(魏源,字默深)悲矣,而並為清帝悲之。」

在近代的國家較量中,中國並非沒有機會。只是最高統治者不給力,盲目自大和排外,以至於一次次錯失變革的機遇,悲哀啊。

等到甲午戰爭,中國被日本碾壓,思想認知的差距,終於變成了兩國的實力差距。

後來,伊藤博文高調訪華,面對日本崛起經驗的求教,他只是淡淡說了一句:你們應該好好讀讀《海國圖志》!

確實,從《天工開物》到《海國圖志》,大清帝國親手扔掉的寶貝太多太多了,連馬克思都看不下去,尖銳預言了這個帝國的末路:

「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個帝國注定要在一場殊死決鬥中被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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