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利大國往事:1984 專利法如何在計劃經濟下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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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民眾參觀薄膜太陽能專利產品。中新社記者 於琨 攝

1984:專利法如何在計劃經濟占主導的背景下破冰

有人提出,專利制度同社會主義公有制不相容,現階段實行專利制度對大陸不利,「將使成果推廣更為困難」,「互相保密封鎖」更趨嚴重

文/張春生 鄭文陽

1984年3月12日,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專利法》。簡短的69個條文,為中國科技發展注入了強勁活力。

筆者(張春生)當時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成員,參與了《專利法》的起草。回想起來,深感專利法是在不斷從爭議走向共識的過程中誕生的。對於長期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體制來說,可以說是一次「破冰」之舉。

公有制經濟要不要制定專利法

1474年,威尼斯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專利法,隨後專利制度在世界範圍逐漸普及。500年過後,一個問題擺在了中國人面前,那就是中國要不要制定專利法。

1979年8月25日至9月8日,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連續召開座談會,彭真主持。會議聽取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過程中有關情況的匯報,研究了配套法規問題。由於合資法規定可以用「工業產權」出資,專利法、商標法理所當然地列入了配套法律。

由於大陸長期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專利法的制定,一開始就伴隨著較大的爭議。第一大爭議是要不要制定專利法。

一種意見是不讚成制定,持這種意見的主要是某些工業管理部門。機械工業部有人提出,專利制度同社會主義公有制不相容,至少對國內不能搞專利制度,專利法只適用於外國人;大陸的技術落後,現階段實行專利制度對大陸不利,「將使成果推廣更為困難」,「互相保密封鎖」將更趨嚴重。當時,國家經委的人,還為此寫出大篇幅的文章,反對搞專利制度。

今天看來,這些人的主張並不奇怪。由於長期定型的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國內不存在技術市場,都是按外國先進技術仿制產品,不用花錢;即使花錢,也可以「一家引進,百家使用」。實行專利制度確是「多此一舉」。

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必須制定專利法,這是科技主管部門和眾多科技人員的主張。他們認為:

第一,社會主義可以實行專利制度。現代專利制度是建立在技術發明成果的商品屬性基礎上的,能夠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相適應。專利制度是一種法律制度,可以在專利法中體現黨的政策,不應不加區別地把專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畫等號。實行專利制度的實質是承認工業產權,大陸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已承認了工業產權。

第二,不能以技術水平高低作為是否實行專利制度的條件。世界各國的經驗證明,專利制度對推動國家技術進步有積極效果。世界上有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實行了專利制度。在國內,不僅是發達地區如上海、天津對實行專利制度有迫切要求,邊遠地區如雲南和貴州等也表現出了濃厚興趣。

第三,專利制度的特點是以技術的「獨占使用」換取技術的公開,這樣做,有利於打破封鎖。他們舉例說,昆明第二橡膠廠技術員劉忠篤有54項新發明,想等專利法施行後再公開。

浙江、北京、上海等省(市)及中國科學院都提出,在大陸實施專利法,對保障大陸發展和吸收外國技術,防止技術外流,保護髮明人的合法權益,鼓勵科學技術工作人員的發明創造,將起到積極作用,應早日頒布實施。

對大陸來說,專利制度確實是個新事物。主管層的認識也是逐步深化的。

開始討論這個問題時,時任國務院秘書長也曾猶疑過,提出:「通過專利制度引進的技術,能否解決我們的需要?我去日本,一個華僑領袖對我講,通過專利只能引進二三流的技術。另外,我們引進的技術,應該馬上擴散,推廣,搞了專利,就卡死了。現在到底是否應這樣急於搞專利制度?」

後來,主管層意見趨於一致。1983年1月4日,胡啟立在《光明日報》「情況反映」刊登的《重視保護科研成果的專利權》一文上批示:要盡快通過大陸的專利法,先有一個試行草案也好。同時應建立宣傳專利知識及信息的公開的刊物、報紙。如專利局單獨辦有困難,也可同地方合辦。這件事拖久了不利。

制定專利法,最終在最高主管層得到肯定。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與鄧小平商議後,主持委員長會議,將國務院提請審議的專利法議案列入常委會議程,同時提出:「專利法主要是對外,對內也要有相應規定,同時也要有利於推廣先進技術,當然也不能吃大鍋飯。」

破解立法難點

接下來的問題是,制定一部什麼樣的專利法?又發生了兩種爭議:

第一,單一的專利制還是「雙軌制」。

什麼是「雙軌制」?它是蘇聯和東歐國家歷史上特有的對待發明創造的制度。「一軌」是針對外國企業實行國際通行的專利制度,另「一軌」是針對國內企業和個人發明創造實行獎勵制度。公有制企業的發明創造,所有權歸國家,由國家根據計劃進行分配和使用,個人不享有獨占權。

機械工業部認為,國內與國外的情況不同,應搞兩個法,搞一個專利法以對外,國內搞一個發明法。他們主張仿效蘇聯的「雙軌制」,即對國內基本採用發明人證書制,對外國人基本採用專利制。這種雙軌制本質是「對內國家所有,無償使用」。

科技和專利主管部門則認為,搞兩個法的辦法不可行,也沒有必要。理由是:實行「雙軌制」的國家,如蘇聯、捷克、保加利亞等,後來都改革了。經濟體制改革方向是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如果它們的發明創造一律歸國家所有,這與改革方向不相適應,不利於調動各單位發明創造的積極性。大陸現在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涉外經濟法規需要考慮國際條約和慣例,不應搞對內對外兩個法。專利法既是國內法,又是涉外法,內外應平等對待。

第二,搞一種、兩種還是三種專利保護。國際上完備的專利制度是搞三種專利保護。一種是發明,它要求申請專利的技術具有新穎性、實用性、創造性,是對產品、方法或者其改進所提出的新的技術方案,是別人沒有的創新。一種是實用新型,簡稱「小發明」,是對產品的形狀、構造或者其結合所提出的實用的新的技術方案。一種是外觀設計,是對產品的形狀、圖案、色彩或其結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並適於工業應用的新設計,重在產品的美觀。

在立法過程中,這個問題爭論時間很長。一直到專利法通過前,彭沖、王任重兩位副委員長還在做協調工作。

記得在法律委員會審議時,有些委員說,制定專利法,主要目的是引進國外先進技術,重點應當是發明專利,加上我們還缺少專利制度的經驗,應當先搞發明一種,等有了經驗,再搞其他兩種。張友漁副主任委員是法學家,認為大陸科技水平還比較落後,同時搞三種專利,大發明可能不多,小發明和外觀設計一哄而上,容易搞亂。常委會委員劉靖基是實業家,提出外國也有分別搞的。我們先搞一個或兩個,粗一點,有經驗後再保護外觀設計。

科技界不少人則主張搞三種專利。常委會委員武衡(原科委主任)提出應搞三種專利。他說,大陸的發明不可能都是大的發明,小發明是大量的。日本工業產量超過美國,很多就是通過小發明。國務院副秘書長顧明也主張搞三種,認為統一搞是一大進步。他說,張勁夫、姚依林同志主張三種都搞,總理也希望這次會議通過,不宜再拖了。

全國人大常委會支持了國務院主管的意見。

解決了三種專利一起上的問題,對專利法問題的爭論並沒有停止。有三個大問題,當時分歧較大。

第一個問題是國營(有)企業獲得的專利歸誰所有。

當時,我們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尚未啟動,實行的是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一些常委會組成人員提出,全民所有制企業職工在工作時間、利用國家的設備和投資搞出來的職務發明完全歸這個企業所有,是不合理的。我們應當克服「大鍋飯」和「平均主義」,但不能認為把全民所有改為單位所有,問題就解決了。可以考慮規定得靈活些,全民所有制企業搞的職務發明,有些專利權歸國家所有,同時照顧這個企業的利益,讓企業多得一些,同時對有貢獻的發明人給予獎勵。

而有些主管部門認為,在大陸生產資料公有制條件下,科技人員無論是執行本單位分配的任務,還是自找選題做研究,都需要利用本單位的實驗設備。現階段,這種情況普遍存在。如果利用了公家設備就排除個人獲得專利,不利於鼓勵科技人員的積極性,也會使國家科技發展受影響。他們主張,即使利用了本單位設備搞成發明,專利申請權和所有權也應屬於發明人,但單位可以從效益中提成。

立法工作機構經反復研究,創造了一個詞匯——持有。即全民所有制單位的職務發明,獲得專利後,為本單位「持有」,意思是專利所有權屬於國家,由本單位掌握,國家可以用計劃手段加以推廣;對有關發明人給予獎勵和表彰。集體所有制單位的發明,獲得專利權,則完全歸這個單位所有。

今天看來,這個「持有」的規定,是囿於當時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局限,是經濟體制改革階段性的產物。隨著市場經濟的形成,對這一規定做了重要修改,不再按所有制劃分,任何單位的職務發明獲得專利後,這個單位就是專利權人。

第二個問題是對專利局不授予專利權決定的訴訟問題。

一種意見認為,應當允許申請人上法院起訴。持這種意見的是主管部門和外國人。他們認為,專利權是重要財產權,應受司法保護。而且,未經司法機關裁定,行政機關就最終裁決是否授予專利,與世界知識產權《巴黎公約》的規定不一致。

常委會一些委員提出,專利審查技術性很強,目前法院審理這些案件有困難,能否像《商標法》那樣,在專利局的上級機關設立專利評審委員會,申請人對專利局審查決定不服的,先由評審委員會裁定,仍不服,再上法院。

經過一番討論,草案規定改成了:如對發明專利復審不服,可以上法院起訴;專利復審委員會對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的復審決定,可以作為終局決定。

做這樣處理的主要考慮是,對專利局做出的不授予專利申請,當事人有上法院起訴的權利,這在理論上說是正確的。但從實際情況考慮,大陸專利制度剛剛起步,又實行三種專利的保護,受理法院(主要集中在北京市法院)缺少科技人才,難以承受。發明專利投入多,對申請人權益影響大,應當允許訴訟。而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分量較輕,對申請人的影響不是很大,可以以後再逐步擴大訴訟範圍。不過,外國人特別是日本人,對後兩種專利不上法院一直抱有意見。

第三個問題是侵權是否要負刑事責任。

侵權有兩種,一種是仿造,抄襲別人的專利技術;一種是冒充,以普通產品冒充專利產品,以假亂真。草案規定,對侵犯專利權,情節嚴重的,不管是仿造、抄襲,還是冒充,都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常委會的一些組成人員和法律委員會的負責人認為,考慮到大陸的實際情況,對侵權行為負民事賠償責任就可以了,不宜規定刑罰。它與商標侵權行為不同,假冒商標是以次充好,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專利侵權不發生這個問題。大多數省份也都認為,草案中規定的「侵犯專利權,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中罪與非罪界限不明,當時大陸刑法也沒有這方面的規定,司法部門難以執行。

立法機關考慮,未經專利權人許可而利用其專利的行為,屬於民事侵權行為,可以作為民事案件起訴,要求賠償損失,一般不存在追究刑事責任問題。而假冒他人專利的,即以粗制濫造的贗品冒充專利產品的,類似於商標侵權,可能對消費者造成損害,對社會有一定的危害,可以比照刑法關於假冒商標罪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因此,最後做出規定,假冒他人專利的,予以民事制裁,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責任人員比照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條(假冒商標罪)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重塑雕像」

專利法草案歷時五年,幾經修改,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修改,內容大致確定了,又遇到了一個棘手的問題。

1984年2月1日是大年三十,這天下午,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法律委員會主任彭沖在人民大會堂甘肅廳聽取專利法(草案)修改的匯報,實質問題都過了。

這時,有人捅出一個問題,說專利法現有的條文體例是抄台灣的,用起來很費事。

專利局起草的專利法條文,在「發明」這一章,把申請程序、復議程序、無效程序、強制許可等都寫得詳細具體,而「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部分卻寫得很簡單,不少條款規定的是參照「發明」一章各個條款辦理,參照條文有幾十條。這種體例,與台灣專利法相同。

例如,《專利法(草案)》第六十六條規定:本法第十八條、第二十條至二十五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至第五十六條、第五十八條、第五十九條的規定,準用於實用新型專利。

會場上一下子熱鬧起來。法工委工作人員為了專利法連續作戰,很疲勞,認為這種寫法雖然不「漂亮」,但也沒有錯誤,不想再花力氣大改了。一些人則認為台灣體例不好,不但用著不方便,還會讓某些台灣人看不起大陸人,還是不照抄好。

最後,彭沖一錘定音:還是要擺脫台灣的套路,讓這個法好看又好用。

這是個麻煩的活,猶如打碎一個雕像,碾成粉末,重塑一個相同的雕像。會後,法工委經商議,決定抓緊「重塑雕像」。

當時沒有電腦,筆者(張春生)用剪刀把專利法幾十個條文一條一條剪下來,然後按新的邏輯逐條貼到一個底稿上。三種專利捆在一起寫,但又有同有異。比如,對發明專利復審決定不服的,可以上訴至中級人民法院,而對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復審決定不服的,只到專利復審委員會為止,復審結果是終局裁定。

筆者那時正發著低燒,從年三十晚上開始,用手工方式幹了兩天半,歇了半天,趕在大年初四上班時把結構體例理順了,改成了60多個條文。

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委務會議討論認可了修改稿。

1984年2月29日,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張友漁在會上作專利法草案的審議結果的報告,提出了修改稿,又根據各方面的意見對草案做了一些修改。3月1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這部法律,並於1985年4月1日正式頒布實施。

專利法頒布後,美國眾議院能源和商務委員會美中貿易特別小組委員會的研究報告說:「在使專利法同社會主義制度相協調時,需要解決許多困難的問題。中國專利法解決了這些問題,是給人印象很深的巨大成就。」西德《商報》說,中國專利法的通過,「堵塞了工商業法律保護方面的一個大漏洞」,是「專利新技術的保護網中最重要和令人滿意的進展」。

法律實施的第一天,國內外申請即達3455件。世界知識產權總幹事鮑格胥評價說,這個數字創造了世界專利史上的絕對紀錄。

這之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中國加入WTO,先後對專利法作了三次修改,其基本規則與國際完全接軌。

三十多年來,專利成果與歲月同步增長。據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官方網站提供:2017年,中國發明專利申請量達到138.2萬件,連續七年居世界首位,申請者中近10%為外國單位和個人;國外來華發明專利申請量達到13.6萬件,較2001年3.3萬件的申請量增長了三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布,2017年,中國通過《專利合作條約》途徑提交的專利申請受理量達5.1萬件,居全球第二位。

(張春生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原副主任,鄭文陽為武漢大學法學博士)

《中國新聞周刊》2018年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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